作为农民的子孙，同时也是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我未曾想到，我的生命轨迹竟然与共和国的奠基者、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1960年代的酷暑时节，我有幸迈入中南海的庄严大门。不久，我有幸接近少奇同志，成为他的贴身保镖，直至他因蒙受不白之冤而遭受迫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时代，我亲历了少奇同志从国家主席之尊跌落至背负“叛徒、内奸、工贼”恶名的过程。那段饱经沧桑的日子，从某个侧面映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切片。值少奇同志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我整理了自己亲历和听闻的点点滴滴，撰写此文，以表达我对少奇同志的由衷崇敬与深切缅怀。
一、“彭罗陆杨”受批判
1966年三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刘少奇同志肩负国家主席的崇高使命，踏上了访问西亚国家的征程。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完全消散，我们便马不停蹄地为这次重要出访做了周密的筹备。3月8日，我们从北京出发，首站抵达了新疆的乌鲁木齐，以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阿富汗，那里是我们换乘的枢纽）。此次行程跨越了阿富汗、缅甸和巴基斯坦（当时东巴与西巴尚未分裂，东巴即是现今的孟加拉国），历时四十多日。
在这不足五十天的时光里，我国政治版图发生了显著的变动。陈伯达同志主持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并加紧推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撰写进程，该文件后来广为人知，被称作“五·一六通知”。
四月的中旬，我们圆满结束了在缅甸的访问行程，重返昆明。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同志曾对光美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此稍作停留，休息一周。在此期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将先行返回北京。”经过一周的休整，我们将把握这一良机，游览云南，并对我们的大三线工程试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计划初定，正值四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少奇同志用过午餐，服下安眠药准备入眠，却意外地接到了主席的紧急电话。主席紧急召唤他立刻赶往杭州，出席一场紧急召开的扩大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们来不及稍作休息，亦无暇细赏春城的美丽风光，便跟随少奇同志迅速启程，前往杭州。考虑到保密需要，我们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随即换乘汽车，继续向杭州进发。
在驶往昆明至杭州的征途中，光美同志向我透露了一则消息：我们携带的海外水果抵达杭州后，将一一分赠给在座的各位常委，以便他们品鉴。她特别指出，少奇同志曾特别交代，其中还要额外准备一份，专程送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的彭真同志。
当我踏入杭州的土地，便将携带的水果送至彭真同志的府邸，然而却苦于无人能告知其准确的住址。于是，我向警卫局的李树槐副局长求助，他告知我：“彭真同志暂居于西泠饭店的四楼。在您前往时，请注意保持低调，所见所闻也不宜随意对外人提及。”
来到彭真同志的住所，楼中静谧无声，并无他人。邂逅彭真同志的警卫员孙孝连时，孙孝连不禁好奇地询问：“哎呀，这时间点，你竟还专程前来？”
我提及：“这些水果系从国外引进，少奇同志与光美同志特地交待，需转交彭市长，以供品鉴。”见到他脸上的紧张神色，我便将水果搁置一旁，不再多提。孙孝连同志随即回应：“非常感激！就不劳烦您送了，您自便吧。”这样的场景在我脑海中实属罕见，令我深感震惊。心中暗自思忖，此事恐怕并非寻常，不禁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走下楼梯，我边走边反复思考李树槐同志的警示，但心中的疑惑依旧无法解开。
将国外采购的水果均分予常委们，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少奇同志细腻且真挚的个性。特别为彭市长准备了一份，更是让人感受到少奇同志与彭真同志之间那份深厚的革命情谊。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他海外访问的短短数月里，昔日的战友与同事竟突然成为了批判的焦点，这恐怕是少奇同志未曾料到的，亦或是深感震惊的。
1966年四月的中旬，毛主席于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少奇同志匆忙赶到时，会议已然接近尾声。在这次杭州的会议中，核心议题是对彭真同志所谓反党行为的深入批判。当时，针对彭真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陈伯达、康生等同志起草，毛主席亲自审阅并修改定稿，该通知已正式对外公布。
不久后，我们获悉，1966年三月末，毛主席在上海与康生、江青等人会面时，对彭真负责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指责该文件混淆了阶级界限，模糊了是非标准，并断定其内容错误。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对北京市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权力过于集中，形成了“一潭死水，无人可插针、泼水”的局面，并下令解散市委；对于中宣部，他则以“阎王殿”比喻，号召“推翻阎王，释放小鬼”。
就在这次杭州会议上，点名批判彭真同志后，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初步确定。此后不久，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以“文化革命”先锋、旗手的姿态浮出水面，跳到前台，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惨案。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革命领袖、开国元勋，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栽赃，纷纷中箭倒下，惨遭凌辱与迫害，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连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巨浪又使多少人失去理性，多少家庭一夜间面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随着四月尾声的到来，我再次踏足北京，发现这座城市已焕发出全新的生机。然而，主席依然远在京畿之外，少奇同志、周总理以及小平同志则承担起一线的重任，使得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心，更处于直接领导的前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明显感受到少奇同志比以往更加繁忙，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倾听各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汇报及意见，审阅堆积如山的文件资料，办公桌上的文件层层叠叠。原本就不规律的饮食与睡眠，此时更是显得杂乱无章。凝视着少奇同志那不知疲倦、辛勤奔波的伟岸身姿，我们不禁为他辛勤的付出而感到忧虑。
作为贴身随从，我们肩负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少奇同志的人身安全，同时细心打理他的日常起居。在这份职责中，我们需倾注更多心血与责任，力求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上给予他最大程度的便利。比如，少奇同志在审阅文件时倾向于使用铅笔，我们便会立即为他预备好一沓备用铅笔。少奇同志对工作效率和秩序有着严格的要求，每当铃声响起，我们便立刻进入办公室，为他呈上新文件，并取走那些已经审阅完毕的文件，无需多作言语。在少奇同志外出参会之际，我总会多带几包茶叶，以备他因睡眠不足而需借助浓茶提神之用。此外，少奇同志还有一个习惯，即在睡前，他会携带部分文件进入卧室，继续批阅一段时间。在值夜班时，我发现他的卧室灯光常常亮至深夜。
作为肩负一线工作重任的国家主席，少奇同志长期承受着沉重的工作压力，以至于不得不依赖大量的安眠药来求得一夜的安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仅凭安眠药已无法满足他日益增长的睡眠需求。面对这一棘手的局面，我们想方设法，最终“独创”出一套方法——引入了一种浓度极高的绍兴米酒，与安眠药并用。自那以后，少奇同志每晚需饮用两次，才能保证大约五六小时的睡眠。而那曾经习以为常的晚间散步，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规律。在陪伴少奇同志散步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面容时常被凝重与沉思所笼罩，步履也失去了往日的轻盈。少奇同志向来以稳健沉着著称，但在那个“文化大革命”阴霾密布的时期，焦虑与烦躁的情绪也不时侵蚀着他的心灵。
1966年5月4日，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彭真同志不幸被免去职务。在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获得批准之际，原文未作任何变动，此情形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暴露出民主缺失的问题，不禁让刘少奇同志心生忧虑。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与以往惯例大相径庭，会议的详细情况并非由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志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而是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主席请示并作汇报。一时间，康生等人成为了毛主席了解中央工作的主要信息通道。随后，“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内容以及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分消息，也迅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
追溯至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截了当地对北京市副市长、知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点名批评。紧接着，对“三家村”的严厉抨击，以及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反党言论”的定性，让公众逐渐意识到文化领域暗流涌动，这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拉开。作为中央首长身边的护卫，我们身处中南海，这个国家政治的心脏地带，如同社会上的人们一样，敏锐地感受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前的压抑与紧张。
在这一阶段，少奇同志主持的多场会议及公开发表的谈话中，我们得以一窥其内心世界。他不仅密切关注着出国期间国内发生的诸多出乎意料的变故，而且全身心地遵循4月杭州会议及主席系列指示的精神，积极行动。他渴望尽快领悟主席思想的真谛，并努力与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然而，现实的发展并未如他所愿，令人遗憾。
二、困惑与忧虑
翻阅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那篇占据版面显要位置的、引人瞩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疑令人记忆犹新。社论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激越语调和极具攻击性的措辞，号召民众“坚决铲除盘踞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牛鬼蛇神”，并誓言“将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彻底击溃，让他们颜面扫地。”
随着夜色的降临，广播中突然传出了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共同撰写的、措辞尖锐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这一社论及大字报的突然公布，不仅让广大民众为之震惊，亦让身处一线的少奇、小平以及周总理等领导人感到意外。事实上，这两篇文章是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由陈伯达、康生等人暗中操控发布的。毛主席并未事先征求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便直接下令将康生转呈的聂元梓等人所撰的大字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播放。
继而，我国各地报刊与广播电台竞相传播激昂的口号、社论及报道，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浓厚的火药气息，反抗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揭开了序幕。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阴谋策划下，我国的高等学府不幸沦为这场运动的发源地与重灾区。往昔宁静、充满书声的校园，瞬间沦为了喧嚣的战场，“造反有理”这一口号迅速成为众多年轻心灵接受的新信仰。人们渴望不甘于平庸，争当先锋，而那些专心致志、勤奋学习的学子，却成了被嘲讽的对象，被视为思想僵化、不求进步的代表。一种狂热情绪悄然蔓延。“砸烂”、“打碎”、“横扫”成为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词汇，它们不仅具有强大的破坏力，更带有致命的杀伤力。紧接着，一种独特的景象在“文革”时期浮现，那就是象征意义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南北奔波，大串联，誓死捍卫毛主席，将此视为一项神圣的壮举。其他领域也未能幸免，很快陷入了混乱。打、砸、抢的风潮盛行，派性武斗导致无数无辜百姓丧命，整个国家陷入动荡不安。
此刻，众多高等学府纷纷设立战斗队和造反兵团，尽管有些院校尚未正式成立此类组织，但它们已经按照班级或系别搭建了初步的组织框架。然而，这种局面并未持久。我仍清晰记得，在北京地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是首个形成两派组织的院校。数名学生将该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整理成简报，呈送至中南海，并恳请转交至刘少奇同志手中。进入初夏，气温渐升，在一个夜晚，刘少奇同志告知我，他计划前往北京建工学院考察那里的墙报。当时，新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李雪峰陪同一同前往。
建工学院昔日的身影，伫立于京城东郊。晚餐过后，我们踏入校园，夜色已悄然降临。步入校门，眼前便是一片璀璨的灯火，院中电线纵横交错，电灯次第亮起。沿着道路两侧，教学楼前，随处可见由木材与草席搭建的简易架子，上面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和大字报，红、绿、白、黄等色彩缤纷，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画卷。其中，对教授专家的指责与谩骂尤为突出，而对立的派系之间也时有争执与攻讦。尽管如此，当时校园中仍能感受到一种相对的秩序，尚未完全陷入混乱。
“在运动的进程中，我们务必对少数派给予关照，因为真理有时可能隐藏在少数人的见解之中。”
“刘少奇万岁！”
此事不久便为中央“文革”派系所知晓——或许相关简报早已递至他们手中——进而加深了他们对刘少奇同志的忌惮之情。
若任由这种苗头蔓延，局势恐怕将难以掌控。
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曾是“文革”初期少奇和小平等领导同志为稳定当时的混乱局面所采取的一个果断的措施。尽管这一举措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也向仍在外地的毛主席汇报过，在最初的实际工作当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进而写大字报，特别是后来主席表态：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以后，工作组就都撤了回来。但此后继续遭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成为少奇等领导同志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一大“罪状”，进而直接导致了少奇同志政治生命的完结。
自初尝观摩大字报的滋味，至投身于深入的调查研究，再到面对一哄而起的混乱局面而派出工作组进行整顿，以及归国后对“文化革命”问题所进行的多次自我批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些历程无不凸显出少奇同志为适应形势变迁所付出的全力，紧随主席步伐，竭力推动主席所倡导的“文化大革命”得以顺畅进行，步入正规。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似乎感受到力不从心，难以与主席的步伐保持同步。更有甚者，时常事与愿违。他所忽略的，正是他们工作的初衷与毛主席所构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愿景以及斗争策略，二者之间实有天壤之别。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展开过程，你们或许并不十分明了，或许并未完全洞悉。若询问我关于操作的细节，我必须坦诚相告，我自己同样对此并不完全了解……
身为国家元首、党的副首脑，且是毛主席最信赖的战友和指定接班人，却对如何推进“文化大革命”显得一无所知，这一情形令人震惊。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困惑，无疑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量。我也向刘少奇同志投去了疑问的眼神，从他脸上，我看到了他的真诚和些许无奈。他不愿用空泛的言辞去迎合那些渴望指导和鼓励的师生，而是选择了直言不讳。尽管身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他仍在不懈地探索和思考，然而至今仍未找到确切的答案。在当时，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和目标呢？或许只有毛主席自己才能揭开这一谜题。
少奇同志未曾预料到，这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竟将他推至风口浪尖，使他遭受了极大的不幸。随着“天下大乱”的肆虐，他迅速沦为批判和斗争的众矢之的，成为了革命的对象，遭受了诬陷、栽赃、揪斗等一系列的打击。在年过古稀之际，他身心俱疲，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与迫害。仅仅三年，便在孤独与病痛中，带着满腔的冤屈离我们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