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于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广泛蔓延，一场以内乱为背景的“左”倾政治运动席卷而来，其负面影响长远而深刻。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革命”浪潮，当时的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投身其中，既不能置身事外，亦不可逆流而行，唯有顺应潮流，以坚定不移的意志，投身于充满艰辛与波折的抗争之中。
一、遵循“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力图实现革命与生产两不冲突，将运动严格控制在生产领域之外。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序幕正式拉开。周恩来虽然无力阻止这场被誉为“政治大革命”的狂飙，却竭力争取毛泽东的谅解，力求将运动的波及范围尽量缩小，以减轻其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影响。
运动初启，周恩来便敏锐地洞察到了其不同寻常的特质。于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六条”）之际，他立即与陶铸携手向毛泽东提交建议，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首次纳入文件，并突出强调“确保文化革命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对“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力发展对立”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判。这一倡议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赞同，并成为周恩来抵制“左”倾错误的有力武器。
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林彪接手了中央的领导重任。但不久之后，他仅仅主持了几次会议便退居幕后，中央的日常事务实际上移交给了周恩来掌管（尽管林彪名义上依然担任主持，他偶尔也会插手工作，这成为周恩来面临的一大挑战）。在陶铸等人的辅佐下，他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线。然而，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如何推进、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周恩来当时并未形成明确的认识。他仅凭自己的理解作出判断，认为这场运动不会持续太久，同时也担心它对生产活动的负面影响。
各地革命师生，“首要任务是确保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正因他对“文化大革命”持有如此见解，因此曾向毛泽东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运动预计于10月中旬告一段落的构想。
与周恩来所期待的背道而驰，毛泽东在会见红卫兵之后，造反的学生不仅将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更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涌向社会，掀起了“停课闹革命”的浪潮。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串联活动此起彼伏，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波动，生产秩序也遭受了严重的干扰。周恩来焦急万分，他接连不断地接见红卫兵，不懈地劝说引导，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力图将造反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如他所说，目的就是要“将洪水引导回河道”。
八月尾端，周恩来同志批准，北京市委于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此举标志着其努力推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步骤。
党中央和国务院授权他组建专项办公室，并定期组织各类研讨会，旨在指导各方在“革命”与“生产”之间实现有效平衡。在9月5日召开的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座谈会上，他明确指出，革命的核心宗旨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鉴于工厂与学校的性质各异，生产活动不能停滞，假期不应仅用于革命活动。他强调，既要积极参与革命，同时也要确保生产活动不间断，否则我们如何实现自给自足？此外，他在9月初对协助国务院负责工业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表达了关注，并提醒他们必须严格把控经济工作，确保生产活动不受影响。他强调，一旦生产停滞，国家将陷入困境。农田荒芜，粮食短缺，人民生活将难以维系。在这种背景下，革命活动又从何谈起？
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聚焦于管理领域，力图缩小“文化大革命”的波及范围，致力于实现保护和推动生产的目标。
8月23日，他仔细审阅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依据《十六条》精神所拟定的，针对国务院除外交、文教、科学三大部门之外的八个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十项意见稿。这些意见稿的核心宗旨在于加强运动领导，保障国家机密的安全，并关注和保护那些遭受冲击的领导干部。周恩来在旁边批注指出，这十项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个部门。由此可窥见，他不仅认为尚未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国务院各机关需有所节制，即便是那些已开展运动的文教科等部门，亦需强化领导。
在江青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以“十六条”为依据，拒绝了这十项建议。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审阅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草案，其核心目标在于保障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机密机构及单位的安危。
“必须确保工厂矿山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构的中试生产不至中断，尖端技术厂区不得擅自进入，相关技术资料不得受损，医疗服务不得中断。”
这份意见稿是前两份未能下发文件的进一步补充和具体化，中心内容很一致，即革命要进行，但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冲击生产和国家职能部门。为了早日使其下发，周恩来３日凌晨进行最后修改，当天上午即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多数同志均赞成，“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等却持否定态度，认为文件发下去有“包办”“代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这样，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意见和行动再次受阻。
在屡遭否决的困境中，周恩来展现出坚忍不拔的意志，持续不懈地努力，并不断调整斗争的策略。
随着红卫兵“大串连”活动进入鼎盛时期，铁路运输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肩负起组织接待、生活安排、宣传教育等一系列重任。与此同时，他每日还需亲自审阅生产报表、货运计划、煤炭产量以及货运供应等关键数据。他特别强调铁道部必须精心编制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重申：无论面临何种困难，都必须妥善协调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首要任务是确保生产建设所需的货运量得到妥善安排，随后在客运计划中预留充足的余量，以应对学生串连的需求。周恩来总理对铁路的停断和堵塞深表忧虑，担心这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瘫痪。为此，他指示谷牧在九月底紧急起草了一份通知稿，明确要求不得随意干扰铁路航运秩序，强调运动必须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进行，以确保不影响生产和生活供应。
9月7日，陶铸同志遵循周恩来同志的指引，负责起草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以下简称“九七”社论）。社论中明确提出，革命活动不应干扰生产节奏，而是应确保“革命与生产并行不悖”。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与业务部门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集中精力抓好业务生产；同时，要求广大劳动者坚守本职岗位，并警示学生不要介入农村和工厂的生产及革命活动。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在推进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我们必须同步推进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两大革命。这正是《人民日报》社论所传达的核心精神。秉持着我们的责任与使命感，我难以容忍现状持续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们绝不能让最为紧迫、最为关键的业务工作遭受损害。
总体来看，在“文革”的开端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七”社论的发表，周恩来始终坚守着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斗争方向，那就是“生产绝不能停”。他的核心策略，便是熟练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无人能反驳的口号，在倡导“以文化大革命为纲”的同时，有针对性地突出抓生产、抓业务等理念，力图实现“革命”与生产的相对独立，或至少减少二者之间的干扰。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这种策略可称之为一种独特的斗争艺术。
二，负责起草中央两项重要文件，旨在进一步缩减“文革”在工厂与农村的推广与发动范围。
这些持续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动初期对生产建设造成的破坏性冲击。然而，诸多事实昭示，运动正逐渐突破原有界限，向着周恩来最为担忧的方向发展。
起初，全国各地串联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涌向京城。至九月初，人数累计已攀升至340万，且增长势头不减。与此同时，红卫兵运动对生产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众多工矿企业和农村基层单位的干部或被推翻，或纷纷选择离职，导致生产管理陷入无人负责的困境。
在应对全国各地的紧急电话及严峻的现实局势中，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的迫切性。一方面，正值“三秋”大忙时节，生产任务不容有失，绝不能出现无人负责的状况；另一方面，相较于先前，运动的波及范围已逐步扩大，如今工人与农民亦纷纷离岗，四处串联，彼此间展开激烈的斗争。
为了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散与扩散，我们迫切需要调整斗争策略。我们必须积极争取毛泽东同志的坚定支持，并立即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措施进行管控。具体措施应包括立即制定针对工厂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规定。鉴于过去在制定此类文件时，“中央文革”屡次设置障碍，周恩来同志决定将相关材料直接上呈毛泽东同志。
一旦决策确定，周恩来便率先与陶铸进行深入商讨，紧接着，他联络了李富春，并请他携手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同仁，共同着手起草相关文件。鉴于他们对运动的认识和所持顾虑趋于一致，加之之前文件起草的多次成功实践，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以下简称“农村五条”）以及《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以下简称“工厂六条”）——便迅速完成了草拟工作，并提交周恩来审批。这两个文件的核心要义，旨在规范“文革”在工厂与农村的发动范围。
九月八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会上，“中央文革”尽管依旧高举“革命”的旗帜进行抵制，却坚称运动正处于激流勇进的高潮之中。他们还表示，发布此类文件可能会对运动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熄灭运动的热情。
周恩来寸步不让，坚决主张发布这两份重要文件。会议落幕之际，他立即将这两份文件及来自黑龙江、江苏、江西等地收集的相关材料一并呈送毛泽东，并附上一封恳切的信件，请求“政治局予以审议”。毛泽东于9月14日批示：“可照发，无需再行讨论。”当天，两份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向全党公布。文件重申，此前中央于7月2日、22日发布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及补充通知依然有效，同时，针对近期出现的严重问题，出台了多项应急措施：工、农、交通、财贸等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建各级指挥机构，设立专门负责革命和生产业务的两个团队，以确保生产及其他工作的正常运行；各单位和行业应将文化大革命活动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和红卫兵不得进入上述单位进行串联活动，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不得外出串联；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不得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应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未开展的单位可暂缓进行；对于领导班子已陷入瘫痪的单位，应迅速调整干部，成立生产指挥机构，全面负责各项工作。
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视为周恩来抵御“左”倾错误、捍卫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遏制“文革”扩散的初步尝试，那么这两份文件便见证了其第二次努力的成果。它们有力地支持了地方党委的工作，抵御了“文革”对生产的严重冲击，维护了全国城乡生产秩序的相对稳定，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此也普遍表示了欢迎。然而，此举却激起了林彪及其所谓的“革命左派”的强烈不满，周恩来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努力，以确保这些文件的真正落实。
次日，即9月15日，周恩来同志与毛泽东、林彪同志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热情地接见了前来北京进行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队伍。在此期间，他强调指出，“革命”活动应当有明确的领导和范围界定，同时要促进或至少不应干扰生产活动：“确保工农业生产的稳定进行，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它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广大的工人、农民、科技工作者以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都应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把握时机，将文化大革命激发出的旺盛斗志，转化为推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进步的强大动力。”为了保障工农业生产不受影响，现要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暂时不要前往工厂、企业或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串联。工厂和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进行革命。此举实际上是在利用这一时机宣传中央的两个重要文件。
为了加速两份文件的实际执行力度，周恩来总理特别关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涉及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问题。9月14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碰头会议，决议由各部门选派专人针对相关政策进行深入调查，并就发现的问题向上汇报，提交中央进行研讨。16日，周恩来再度主持碰头会议，就公私合营企业转为国营企业、大型合作商店的改革，以及允许小商小贩和个体劳动者继续经营等事宜，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到了24日，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央碰头会议，针对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串联，策划强制一百至两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的事件，讨论了致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报草案，并强调必须严格执行“以文代武”的指示，明确下令制止该行为。在此期间，周恩来对民主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高级知识分子和华侨代表给予了格外关照，亲自拟定国庆节在天安门和观礼台上的名单，以此彰显党中央的政策立场。
“将生产与革命相提并论，实属荒唐。你们发布的指示和社论，竟令农村与工业停止革命行动。所有先前的文件必须全部撤回。”陶铸坚定地表示：“这是中央的决策，我无法擅自更改。”江青转而向周恩来追问：“总理，您必须给出明确答复，这些文件是否应该撤销？”周恩来严肃地质问：“若生产陷入混乱，我们难道要依赖风沙度日吗？”江青激烈地质疑：“您只看重生产，却忽视革命。”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回应：“若不推动生产发展，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民众将何以果腹，何以生活？又怎能开展革命？”面对江青的沉默，周恩来愤怒地目送她离开。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有人认为提得过早，但我认为并不早。对于尖端项目，如果不抓，怎么能行？农村的三秋农事已至，如果不抓，怎么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生产。至于到外地串联，也应停止。”
三，在工交座谈会上的激烈辩论中，周恩来力求将“文革”的发动范围予以限制，然而其努力终未能如愿以偿。
十月来临，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三记重拳，进一步加快了其推进的步伐。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遏制“文革”蔓延的努力也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阶段。
月初，中央正式采纳了林彪提出的有关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此举使得“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得以合法化，进而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与不安；月中，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宣扬“天下大乱”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观点。尽管在会议中，众多同志偏离了会议的主旨，呼吁关注“抓革命、促生产”，但在会议落幕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法的不同见解。尽管他内心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但这种担忧却遭到了江青等人的指责，认为是对“革命”的不够关心。
11月9日，由王洪文领头的上海造反派唆使少数工人，以向北京“告状”及争取身份认可为由，于本市北郊的安亭站实施卧轨拦车的极端举动，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交通一度中断长达31小时，引发了所谓的“安亭事件”。在处理此事件的过程中，张春桥不仅置周恩来总理关于不得认可“工总司”为合法组织、不得将卧轨拦车视为革命行为的明确指示于不顾，反而对造反派的行为给予了双重肯定，并将事件责任全然推卸至上海市委。更有甚者，他还煽动工厂展开“文化大革命”等行动，实则默许了工人跨行业组织并暂停生产以从事革命活动。
上述中央文件的发布、会议的召开及事件的处理，引发了对党政机关及生产业务部门众多领导的强烈指责和批判。工人群体纷纷离职并串联起来，生产现场无人问津，国民经济状况因此进一步恶化。即便党中央于9月14日发布的两项限制性文件，其约束力也已大打折扣，“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迅速蔓延至我国众多工厂与农村地区。
周恩来同志，一位笃定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杰出人物。尽管在宏观上，他对“文化大革命”给予了整体上的支持，认为革命正处于兴旺发展阶段，势头猛烈，难以遏制，但在微观操作层面，他却必须采取“因势利导”的策略，坚决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健运作，同时遏制“文革”的蔓延。这种处境无疑让他承受了林彪、江青等人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其境地愈发艰难。相较于先前坚决整治混乱局势时所坚持的“禁止跨行业串联”、“禁止停产”的方针，他现在必须正视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特别强调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分阶段、分批次进行，全力以赴稳固国民经济的根基。
“不进行生产，国家将如何维持？我绝不相信革命成功后，生产会自动发展。”
一方坚持党委领导，另一方却意图摆脱党委进行革命，斗争愈发激烈，表面化、尖锐化。
当前，“中央文革”所深思熟虑的，即是突破九月中央颁布的两大文件的限制，全面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王力在一次会议中强调，工人阶级发起的两次革命浪潮，均遭受“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所压制。为此，陈伯达草拟了旨在废除中央限制性规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其中公然提出“允许学生进入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要求，并蛮横地要求国务院立即颁布。11月14日，谷牧就陈伯达的“十二条”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以便商讨这一问题。周恩来同意将“十二条”提交会议进行讨论，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但他预判这一提议难以获得通过。
11月17日至23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与工业交通会议在京城隆重召开。与会代表对于陈伯达所提出的“十二条”中涉及突破“文革”原定范围的条款，普遍显现出强烈的抵制态度，普遍认为这等于是对“文革”的全面否定。他们对运动冲击下工交战线的混乱局面深感忧虑，并明确指出，工厂不应效仿学校中断生产投身革命。19日，周恩来出席了工交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当时形势精炼地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号召大家秉持“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坚定信念，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党和国家的利益而奋斗，即便个人面临重重困难也绝不轻易言弃。这实际上体现了周恩来对部长、书记们进行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深刻认识形势，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周总理针对后续行动的部署明确指出：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活动，必须严格遵循党委的领导，并分阶段、分批次有序推进；全体员工需坚守八小时工作制，严禁擅自离岗；严格禁止内部与外部的串连活动。同时，针对座谈会中提出的问题，他提议成立国务院业务组，专责管理和协调经济事务及工交企业的生产运营。他还要求该组迅速拟定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相关规定。
此刻，周恩来深知，在当前的形势下，封堵和阻拦并非长远之策。唯有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才能临危不乱，确保全局稳定。秉持会议决议以及周恩来多次发表的讲话精神，谷牧等同仁着手拟定《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实施规定》（以下简称“十五条”），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但文件尚未最终定稿，便遭遇了陈伯达及其“中央文革”的反对与指责。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于11月22日与李富春一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基本赞同周恩来的一些观点和“十五条”，并指令谷牧等人进一步调查，“继续完善修订”，力求在12月份正式对外公布。
“若非身处地狱，谁又能？若非勇闯虎穴，又有谁敢？我们要以当年与敌军激战、深入敌后取得胜利的勇气，坚定决心，勇敢地迎接挑战。”这显示出，面对肆无忌惮的混乱势力，周恩来已经做好了承受地狱般苦难、投身激流勇进的充分心理准备。他意志坚定，全力以赴，至死不渝。
陈伯达与“中央文革”集团，对于起草的文件遭到否决之事，并不甘心。于是，他们以“十二条”为基石，修订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12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会议，对该文件进行了讨论，并将其补充为十条。随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在三至四日内就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一次约谈。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相关问题的深切忧虑以及他争取毛泽东支持所付出的努力。然而，这次建议再次遭遇了林彪、江青等人的阻挠与攻击。
12月4日至6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其意图在于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压制生产。在周恩来、陶铸等人的支持下，谷牧依照事先精心准备的《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当汇报尚未完全结束时，“中央文革”成员便以《汇报提纲》为攻击目标，对国务院发起了围攻和批判。他们指责国务院以生产压制革命，声称“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更为严重。若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得到妥善开展，导致变质，即便文教系统的工作再出色，国家也难免陷入修正主义的泥潭。”张春桥对此发言评价道，这“反映了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心态”。陈伯达则指责《汇报提纲》未经与“中央文革”成员商议，是采取的突然袭击行为。
周恩来语气沉重而庄重地回应道：“这份提纲确实是我所委托他们紧急赶制的，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充分征求广泛意见。《汇报提纲》中固然存在一些错误，但毕竟已经投入了大量工作。”王力在发言中坚定地认为，《汇报提纲》集中揭示了一系列错误观点，他主张“不应启动文化大革命”。他指出，过去对学校的种种限制如今又转嫁到了工人身上。他还对“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的适用性提出质疑，认为如果继续实施，将陷入压制群众、阻碍革命发展的错误方向。他还提到，“对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中央同志主张采取压制措施，甚至在九月上旬就开始实施，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紧接着，又发布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
面对不公正的指责，周恩来灵活调整策略，决定暂时退让，以保障国务院及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领导团队的稳定。在讲话中，他一方面巧妙地安抚干部们，指出自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许多领导干部对情况尚不甚明了，真正领悟的为数不多，这种情绪在工交座谈会上也有所体现。他们普遍担忧运动可能对国家经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并可能反过来影响运动本身。另一方面，他对受批评的干部进行了激励，强调当前形势不可逆转，大家应学会适应时局，敢于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他号召大家勇敢承担职责，克服恐惧，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珍惜的呢？这次讲话巧妙地突显了干部情绪的合理性，将其视为“老革命面对新挑战”的认知问题，而非敌我冲突，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众多老干部。
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林彪明确表示：“此次工交会议的组织安排不尽人意，实为失策。会议的思想导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180度转向。我们绝不能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若以生产成果的多少来衡量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周恩来多次重申，对于这场运动的态度是“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相较之下，林彪基于“天下大乱”的明确目标，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积极而非被动地推动这场革命深入工业、农业，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不应将之视为‘势不可挡’，不应探讨能否阻挡，而是要积极应对；不应将其视为束缚，而应着眼于拓展。我们要让这场革命覆盖每一个领域，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林彪的这一言论，极大地助长了“中央文革”集团成员的嚣张气焰。
秉持上述理念，工交会议正式批准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在此规定中，首次明确指出工矿企业可设立派别组织，同时亦放宽政策，允许工人与学生在内外部进行串联等活动。随后，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这两份文件的实质，实则是对党委在运动中的领导角色进行质疑，其影响甚至超越了周恩来所提出的“工业六条”与“农村五条”的范畴。自此，“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迅速蔓延至全国，无论城乡、各行各业，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冲击，进而引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和“天下大乱”的混乱现象。
总体来看，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总领者”，周恩来在“文革”初期，遭遇了以夺取权力、内乱、武斗为显著特征的混乱局面，肩负起调和“革命”与“生产”之间实际关系的繁重使命。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众多造反组织的所谓“革命”举动逐渐趋于平息，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生产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国家关键职能部门的运作维持了相对稳定。然而，一旦“左”倾思想定势，夺权风潮一旦兴起，便难以遏制。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使得各造反组织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党中央、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人的指示选择性采纳，甚至擅自行动，派系纷争不断，武斗事件频发，对生产的破坏行为愈演愈烈。这种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强烈愤慨与深切忧虑，他们奋起抗争，正是基于此因。
本质上而言，周恩来等人的三次努力，旨在遏制“文革”的蔓延，这实质上是与极左思潮以及林彪、江青等人企图搅乱全国、在混乱中夺取权力的阴谋进行的三次正义抗争。这些斗争交织着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辛酸，智慧的火花与邪恶的阻挠，正义的呐喊与阴暗的诋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倾注了全部心血，以坚定不移的毅力和崇高的品格，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调和作用，使他的声望达到了人生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