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我党好消息不断、眼看就要成功的一年。那时候的5月份，陈毅担任三野司令员，在他行军打仗的生涯里，指挥完最后一场大战——上海大战后，就被党中央留在那里管理政府事务了。
那时候，二野的第四兵团头儿陈赓，把国民党军汤恩伯和白崇禧在浙赣线给隔开了，接着他们一路往南冲，5月底就拿下了江西省的省会南昌。到了9月底，老革命根据地江西，总算是全部解放啦。
接下来，陈赓打算继续往南走，目标是两广地区和云南。就在陈赓要离开赣州的时候，他收到了陈毅从上海寄过来的信。陈毅在信里拜托陈赓帮他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彭育英，以前当过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县长。
陈毅让陈赓不光得找到那个人，还得把这位国民党县长送到上海去。因为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陈赓自己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赶紧派人去搜寻彭育英的下落。
说来也巧，陈赓正想找陈毅呢，没想到彭育英也在努力联系他，这下可帮了陈赓大忙，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找了。彭育英听说陈毅当上了上海市长，就给他写了封信，并且还在当地跟中共赣西南工委取得了联系。
1934年，陈赓跟着中央红军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另一边，陈毅和项英在江西坚持了3年的游击斗争，建立了赣粤边界上的5个游击区域。就这样，陈毅和彭育英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那时候，陈毅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打游击战，而是长时间没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也得不到党中央的命令。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陈毅偶然在一本名叫《新学社》的杂志里，读到了一篇讲共产党的文章，这才知道了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虽然还没收到党中央的详细工作安排，但陈毅心里已经有了接下来的行动打算。就在那年8月8日，陈毅替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发声，公布了一份叫做《别打了，一起抗日吧》的声明，呼吁国民党那边赶紧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好让红军游击队能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迅速有了动静，8月29号就弄了个《本省各县零散武装整合办法》出来。他们管陈毅的队伍叫“零散武装”，还说要为了抗日，愿意把他们整合起来，起名叫抗日义勇军。这办法一出，国民党就在赣州搞了个“安抚小组”，专门负责这事儿。大余县的县长彭育英，还当上了这个小组的副头头呢。
彭育英来自江西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在早稻田大学完成学业。在日本学习的时候，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启发，他加入了革命事业，学成后回到了国内，加入了国民党政府工作。在成为招抚委员会副主任之前，他曾在大余县当了一年多县长，期间他推动教育、建桥修路，还帮助了贫困的老百姓，是个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官员。
当然了，他有时候也得去干些对付红军的活儿，但他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的事儿，对那些和红军游击队的打打杀杀没啥兴趣。这回让他去负责劝降的工作，他特别上心，原因也简单，这样就能跟游击队休战了。
陈毅发布的联合抗日声明被广泛传播，自然也传到了彭育英那里。彭育英瞧见他们这么多年坚持不懈的斗志，还有那共同抵抗日寇的大情怀，对陈毅的队伍心里头满是敬意。身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彭育英想着得有所回应，于是他收到红军的信件和宣言后，就给红军回了一封信，信里满含热情，友好地邀请红军下山来商量大事。
不过，陈毅的队伍已经在游击区被困三年了，既联系不上党组织，也得不到外面的新消息。在不清楚国民党到底怎么想的之前，他们得小心行事。所以，当收到彭育英热情洋溢的信后，陈毅就派了些人去山下探探情况，然后根据探子带回来的消息，大家一起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咱们得明白，那些游击区之间隔得远，联系起来挺费劲，开次会前后得好几天呢。山脚下的彭育英见陈毅的队伍迟迟不下来，心里头更急了，他就跟南康、信丰还有广东南雄的几位县长一块儿，发了个《给中共同志的信》，再次表明了大家伙儿一起抗日到底的决心。
9月6号，早就神交已久的陈毅和彭育英，终于在谈判时碰面了。彭育英客气地说自己是“鄙人”，而陈毅则大方地介绍自己是“游击队的陈大哥”。彭育英向陈毅诉苦：“你们的队伍真是让我们头疼啊。”陈毅笑着回应：“只要不再打内战就好，以后咱们就是伙伴了。”
谈判进行得很顺畅，大家心情都不错。彭育英大方表示，他来确保红军下山进城时的安全和粮食供给。虽然只短短见了几小时，但陈毅和彭育英已经成了好朋友。
9月8号那天，陈毅率领着游击队下了山。彭育英发动群众排好队热烈迎接，不仅给游击队找好了住的地方，还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招待他们。
听说陈毅在山里待了好几年，疥疮老是好不了，彭育英就专门让人从广州带了些洋药来，没想到这药真管用，没多久就把陈毅多年的病给治好了。为了让陈毅的工作能顺利开展，彭育英还给赣粤边那些县发了电报，让他们别再“剿共”了，得配合游击队下山整编。
彭育英是国民党的一名官员，他心里清楚国民党内部存在的那些剥削把戏。所以，在给收编的抗日义勇军申请被俘士兵的军饷时，他暗中帮共产党解决了不少难题，还特地从大余县的财政里挪用了6000元，紧急支援了游击队。
改编之后，游击队里那些身体不好或者年纪大的队员没法再打鬼子了，就得另外找工作。如果他们想平安回家，就得有国民政府的通行证。彭育英瞅准这个机会，多给游击队弄了几百张空白的信纸。后来国民党表面上跟共产党一起抗日，实际上老想着对付共产党。赣南特委的同志被国民党追捕时，那些空白的信纸可帮了大忙了。
发现蒋介石假借和平的真相后，彭育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没过几年就退出了政坛，转行做了银行经理。渡江战役开始时，国民党的人都忙着逃到台湾，但彭育英打死也不去。虽然他以前给国民党当过官，还参与过“剿共”，他心里还是担心共产党不会接纳他。
于是，他脑海里浮现出了老朋友陈毅的身影，巧的是，陈毅也正在让陈赓帮忙打听他的下落呢。
在上海重逢时，陈毅像往常一样直爽地笑着对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忘掉那些帮过咱们的朋友的。”没过多久，陈毅考虑到彭育英的学问和工作资历，就安排他到中国人民银行去上班了。
《世纪桥》杂志在2009年第12期上刊登了篇文章，讲的是陈毅和国民党的一位校长，名叫彭育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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