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发式与服饰始终如一。在那个风华绝代的年代，她已成为一代偶像的代名词，象征着那个时代的风采。这种别具一格的时尚风格，至今依旧魅力不减。
临终之夜，王海容轻声留下遗言：“我欲查阅文件。”那是在9月8日的晚上九时左右，她将妹妹与侄子等至亲召集至床榻之侧。
孔东梅后来方才领悟，那番话让她感触良多，她坚信79岁的王海容定是预感到了她即将离去的脚步。末了的那句话，似乎尤为贴切地映照出她为外交事业和那个特殊时代所倾注的毕生心血。
孔东梅至今仍对此事实感到难以置信。不久前，王海容还曾与唐闻生一同到访，于她家中共进晚餐。彼时，王海容因近年来的疾病困扰，体重已降至七十余斤，然而孔东梅却觉得她的精神状态依然相当不错。
9月9日，这一日既是毛主席的忌日，亦见证了王海容的离世。孔东梅，作为毛主席的外孙女，心中不禁感慨，这似乎是天意使然。“人生终有离别时，能在这一天与毛主席的亲人一同离去，于她而言，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孔东梅如此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海伢子”
王海容曾向孔东梅提起，她的名字是由祖父王季范（即毛泽东的表兄）所赐，寓意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然而，常有人将其误写为“海蓉”，这让她感到颇为无奈。不过，在她的童年时光里，她常常被亲切地唤作“海伢子”。
五十年代初，她随祖父踏入中南海，初次与毛泽东见面。依照祖父的叮嘱，她以“主席公公”之称（在湖南，祖父常被唤作“公公”）。当时，大人们在丰泽园的颐年堂交谈，她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随意环顾四周，显得十分自在。
“有何畏惧之有？难道我会对你造成伤害？”毛泽东回忆道：“你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而我因事务繁忙，未能及时回复。”王海容接着说：“我还向你索要了一个篮球，你似乎也没有答应我的请求。”
依照家族辈分，王海容理应尊称毛泽东为“三爷爷”，因毛泽东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那次聚会中，江青亦携李敏、李讷一同露面，王海容遂以“三奶奶”之称唤江青。然而，后来王海容得知，年仅不足四十岁的江青并不偏爱此称呼，于是她便不再使用，转而像其他人一样，以“江青同志”这一称谓相称。
抵达北京之后，王海容，一位烈士的后裔，选择留在这里继续学业。她的父亲，王德恒，身为家中独子，在抗战的烽火中英勇捐躯，那一年他仅仅30岁。而那时的王海容只有3岁，她的弟弟王起华也才1岁，对于父亲的音容笑貌，她们心中一片模糊。得益于与毛泽东的至亲关系，加之与李讷的深厚友谊，王海容得以自由出入中南海，甚至在丰泽园小住数日。
1958年，王海容高中毕业后，高考失利，她选择在北京化工厂开始了三年的学徒生涯。在这段时光里，她将自身对徒工生活的深刻感悟凝聚成文，创作了《我的经验》。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同志亲笔修订并附上编者按，以“徒工王波”的笔名公开发表。
文章问世不久，应毛泽东的提议，王海容便踏入了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的校门。学成之后，她又前往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专攻英语。
王海容、冀朝铸、叶剑英、黄华、基辛格博士以及章文晋。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求学期间，她曾致信毛泽东，就学院的教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看法。毛泽东对此信高度重视，立即将其批转给了负责文教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强调信中提到的某些问题“值得关注”，并指示派人进行深入调查，以纠正相关错误。
毛泽东在信中特批道：“这位名叫王海容的姑娘，颇有几分气魄，她是人民代表王季范的孙女，亦是我的外孙女。若你有意与其交谈，可令我的秘书徐业夫引领她前来。”
外交部“小王”
1965年，王海容圆满完成了深造学业，随后被分配至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工作。彼时，这位年仅27岁的青年才俊被亲切地唤作“小王”。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众多朋友，其中唐闻生成为了她一生的挚友。
唐闻生与王海容年龄相差五载，其父唐明照当时担任中联部副秘书长一职。她诞生于纽约，直至九岁方随父母返回祖国。仅用三年便修完了原本五年的学业，顺利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她比王海容提前半年踏入外交部的门槛，于翻译室担任英文翻译，因而被众人亲切地称为“小唐”。
1967年8月，一场名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震惊了世人。当时，外交部内“保陈（毅）派”成员渴望了解毛泽东对王力讲话的立场，于是特地请王海容深入调查。9月24日凌晨4时，毛泽东结束南行之旅，乘坐火车抵达北京。此时，王海容早已在中南海等候，她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相关情况。
在她提及王力的“八七讲话”不受民众欢迎之际，毛泽东即兴吟咏了两句诗。时来天地力，运去英雄囚。言及此，她便道：“你且去吧，我需要休息。”翌日清晨六时许，王海容重返外交部，她说道：“主席在讨论王、关、戚事件时，仅引用了两句古诗。”众人立刻翻阅唐诗与宋词，却一时未能找到出处，于是便向王季范寻求帮助。
王季范执笔在手，细心地将那处误抄的“立”字更正为“力”，随即从书架上取下一册唐诗，向他们展示，原来诗句出自罗隐的《筹笔驿》。众人迅疾记下整首诗篇，匆忙返回办公室。经过一番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引用此诗，其意所指乃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久之后，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相继失去了他们的职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海容与唐闻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逐渐成为了毛泽东与外交部之间的桥梁。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直至毛泽东主席离世，她们二人几乎全程参与了毛泽东主席与众多来访的外国政要及知名人士的每一次会见。
1971年夏季，王海容女士正式就任外交部礼宾司的副司长一职，并在同年参与接待了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以及随后的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翌年5月，她的职务得到晋升，成为外交部部长的助理，专责礼宾工作。至1974年7月，在实施“老中青三结合”的政策背景下，王女士荣升为外交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外长。
曾任外交部亚洲司一员的王嵎生回忆道，在他看来，王海容性格朴实，对待工作极其认真。尽管她与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但她并不轻易发表言论。在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动中，王海容曾与王嵎生进行过一次谈话。她透露，当时亚洲司已经涉及七十余人。
王嵎生指出，亚洲司总人数仅有78名员工，其中70余人卷入事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王海容对此观点表示认同。自1976年10月起，王海容曾短暂被暂停职务，并在外交部接受调查。
1978年年底，随着审查工作的落幕，她顺利完成了从外交部至中组部的职务转移，继而又前往中央党校深造。历经三载春秋，她荣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一职，同时享有副部长级待遇，重返祖父王季范昔日工作之地。
参事室“海容”
1988年12月某日，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的家中忽然响起门铃声，门外站着一个身着蓝布制服、脚踩懒汉鞋、短发披肩的女子，其貌不扬。张厚粲疑惑地问道：“请问您是？”
张厚粲回忆道，自50年代起，她因祖父的关系遭受了长达20余年的批判，这让她长期对政治领域保持着距离，以至于她对那张众多人熟知的面孔并不相识。王海容直言不讳地告知她，国务院参事室已正式聘请她担任新任参事。
“那便如此，下周二召开会议，届时将有专车接送。”
在张厚粲未曾为她递上一杯香茗、也未邀请她稍作逗留之际，两人的首次见面便匆匆结束。如今，这位61岁高龄的女性，成为了国务院参事室改革以来首批受聘的参事之一——在此之前，参事职位采用的是任命制。在她的同僚中，她年纪最轻，并肩负起教文卫组组长的重任。
相较之下，邓宝珊将军的千金、石化工程领域的专家邓引引，对于王海容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她忆起，二人首次相逢是在1990年，那是在她供职的中石化公司一楼的大厅。王海容未发一语客套，在简要介绍完情况后，便直言不讳地说：“今天就到这里吧”，随即她转身离去，步伐矫健，每一步跨越两个台阶。
1991年，邓引引正式受聘担任第二届国务院参事，而张厚粲则得以续任。鉴于女性参事为数不多，王海容与邓引引、张厚粲之间的交流因而更为频繁。
九十年代初，年逾花甲的王楚光被指派至国务院参事室任职。当他踏入参事室的大厅，首位迎接他的便是王海容。她热切地握住王楚光的手，诚挚地说：“楚光同志，欢迎您的到来！”这一幕让早已做好心理预期的王楚光深感温暖。
王海容以齐耳短发梳理出整洁的形象，身着一副白塑料边的近视眼镜，身着蓝色休闲服，脚踩一双白底黑帮的老布鞋。即便身处这个时代，她依旧保持着这份装束，王楚光对此既心生敬佩，又不免感到她似乎略显“不合时宜”。
王海容负责参事室的行政与后勤事务，无论是对上至参事室主任，还是对下至司机与炊事员，大家均亲切地称呼她为“海容”，若需表示更正式的尊重，则称之为“海容同志”。
当时，国务院参事有三十余位，中央文史馆馆员亦达二十余人，皆已步入暮年。每周二的上午，他们需至参事室参加半日的会议。王海容便会站在办公楼的大门前，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参事。会议启动后，她便离开，期间不时地走进会议室，关切地查看大家的茶杯是否需要添水。会议结束后，她又亲自将他们送至汽车，确保他们安全离开。
会议落幕之余，王海容常步入室内，与张厚粲等同仁展开闲谈。她关心地询问会议研讨的核心议题，亦或他们外出的考察经历。话题自然转向新近传达的政策精神，以及参事、馆员们对现行工作的宝贵见解。
王海容经常提出疑问：“毛主席所强调的那些理念，我们是否都已付诸实践？”又或是：“对于这类问题，若毛主席亲临其境，他会如何应对？我推测，毛主席可能会有这样的见解或表达。”然而，她只是轻轻带过，旁人也就不再深入探讨。张厚粲认为，王海容似乎难以寻觅到合适的对话者来深入交流这些话题。
王海容不辞辛劳，频繁奔波，以解决参事与馆员们生活中的种种困扰。每当有人不幸患病，她便会亲自前往病人家中或医院进行探望。记得有一次，邓引因肺炎住院，在完成检查返回病房时，护士告知她，刚才有一位姓王的客人前来探望。
每逢参事或馆员生日，逢五逢十之喜，我们需为他们举行祝寿庆典。王海容女士总会亲自挑选场地，精心制定菜单，并提前到场布置桌签，酒席间更不忘向寿星敬酒。至于参事或馆员不幸离世，我们亦需举办庄重的追悼会。王海容女士对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直至遗体被转送至火化，她方才成为最后一位离场的人。
昔日，资深参事与资深馆员每年都会集体踏上一趟休假之旅，然而在邓引引任职参事室的十八载光阴里，她却未曾目睹王海容的身影。王海容总是精心为众人筹备好行程，随后便留在了京城。
王海容在参事室度过了超过二十年的职业生涯，期间见证了五任主任的更迭，而她始终是那一位“常驻”的成员。从1998年到2008年，她荣幸地当选为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自离开参事室以来，王海容多次参与或主持了纪念毛泽东的座谈会，其侄女王丹青亦曾主动联络张厚粲与邓引引，诚挚邀请她们出席。张厚粲不禁感叹，若王海容能够继承家族中那份独特的“艺术基因”，掌握些许诗词与书法，她的晚年生活自当会更加多姿多彩。
首度开口
王海容在国务院参事室期间，常与同事们戏谑：“唉，各位帮我想想，我该怎么赚点小钱，实现财富自由呢？”同事们玩笑道：“何不尝试撰写回忆录，最好能在海外出版，至少能赚得一笔可观的稿酬。”
王海容素来未曾提笔撰写。某次，在贵宾楼，《大公报》的总编与一位企业家设宴款待她，王楚光亦陪同在侧。总编提出，若她愿意口述内容，他愿意派人进行记录与整理，并分批次在报纸上连载。王楚光也劝说道，即便她不愿意公开发表，将口述内容记录保存下来，亦是保存历史、资政的重要资料。然而，无论众人如何劝解，王海容始终未曾同意。
至2004年，她首次向孔东梅坦白。
早在1979年，孔东梅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上小学。李敏仍处在父亲去世的忧伤中，她不善交际，来看望她的人为数不多。
一个冬天，王海容来看李敏。孔冬梅记得，她穿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王海容和李敏年纪、个头相仿，但李敏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王海容嗓门高、语速快。孔东梅问：“这位阿姨是……？”李敏马上解释：“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王海容也爽朗地笑着说：“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
王海容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往。当孔东梅对她的过往一无所知时，周围的人不禁感到惊讶：“难道你没有看过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那里面几乎每集都有王海容的身影！”随着彼此关系的逐渐亲近，孔东梅开始对王海容产生了了解和喜爱。
王海容叫李敏“姑姑”，她比李敏小两岁，但反而像姐姐一样照顾她。孔东梅觉得王海容很有个性，泼辣能干，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她的发型、装束一直是那个样子。在那个年代，她就是一个icon（偶像），她就代表那个时代。这种独特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孔东梅说。她觉得，这跟王海容独特、复杂的人生经历有关。
2004年，王海容在卸下公务重担后，再度踏入了孔东梅的家中，做客拜访。她依旧身着那件熟悉的蓝色便服，白衬衫领口的扣子依旧紧扣，仿佛时光倒流，一切依旧如初见那般。唯一的差别，便是她那曾经乌黑的短发，如今已尽数染上了岁月的银白。
孔东梅热切地请求道：“海容姐姐，请您分享一下您的故事，我想记录下来。”王海容却谦逊地回应：“我有什么值得写的呢？”在孔东梅坚持不懈的请求下，她终于点头同意：“那就写你的吧，我不过多参与。不过，我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就这样，孔东梅完成了《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