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它描述的是，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难以顺利转型，导致增长停滞，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
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学界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乐观派，以黄奇帆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人均GDP已经迈过1万美元大关，不再是中等收入国家了，中等收入陷阱已经被我们跨过去了；一种是谨慎乐观派，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认为中国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仅“一步之遥”；一种是悲观派，以郎咸平教授为代表。
2020年6月9日，黄奇帆在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上表示，一般来说国家的发展，在人均GDP由3000美元到1万美元有个中等收入陷阱，一旦跳过这个门槛，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往3万、4万美元发展将是比较平坦的阶段。“中国最艰难的，从1000美元、3000美元到1万美元发展的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跳过了。”
黄奇帆说的1万美元大关，是2005年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了2018年，就升至12375美元了。而到了2023年，又升至14005美元。门槛逐年提升，是美元通胀造成的。
2021年3月，林毅夫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数据来看，中国距离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仅一步之遥。“我相信，在未来一年、两年或是到‘十四五’规划完成之前，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一定可以实现。”林毅夫说。
2023年，林毅夫又发表观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当前阶段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的方式寻求突破，要警惕消费主义倾向。“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要故意误导中国。”林毅夫如是说。
2023年中国人均GDP是13030美元，距离14005美元的门槛的确只有“一步之遥”。因此，笔者倾向认为，林毅夫的观点基本上是对的。
林毅夫说：“中国有一句老话：行百里路者半九十。我们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你不要看那个坎好像不大，但是那个挑战会更加巨大。”表面看是“一步之遥”，但如果是山路十八弯，则需要走好几公里！
2025年3月，笔者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郎咸平：警惕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隐患》，文中谈到中国经济有三个失衡：国企和民企失衡、线上和线下失衡、高科技和传统行业失衡。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继续用大量资金来做高科技的话，我们就完了，因为只有制造业才能真正创造财富，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占GDP最多7%，他们的聘用人数还不到1%，整个社会99%的人都在传统行业工作，如果说传统的制造业崩溃了，老百姓就没有薪水了，那我们就一定走入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出不来。”
郎咸平说“只有制造业才能真正创造财富”，这句话既对也不对。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赶上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积极承接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迁入，并大力发展本土制造业；到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成为继日本之后新的“世界工厂”。2001年，美国的GDP为10.5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为1.34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是中国的约7.9倍。而到了2022年，中国的GDP已升至美国的75%，这东升西落，靠的是什么？主要靠的就是“中国制造”的崛起。
为了推动制造业的发展，郎咸平曾经提出过六个建议：技术突破、工业设计、流水线生产能力、开放平台、产业链革命、工匠精神。前两个建议其实跟高科技密不可分，也就是说，高科技和传统行业并非油水分离的关系。“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高科技产业也能真正创造财富。以苹果、微软为代表的美股“七巨头”都是高科技公司，2024年的营收合计超过2万亿美元，总利润超过了48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放到中国来看，A股5400多家上市公司，2024年一年的总利润也才5.21万亿人民币，其中金融行业贡献净利润2.66万亿元，其他行业加起来都没有美股“七巨头”赚的多。
2025年7月10日，在贝壳财经年会论坛上，黄奇帆发出了“百年之问”：“全世界现代工业发展的300年，有三个30%占比的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国家，一个是英国，保持了100年；第二个是美国，保持了80年；第三个，中国出现了，是不是会保持50年、80年、100年呢？”
英国“世界第一”保持了100年，那是因为先发优势：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从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恰好100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北方胜利，一个新的制造业大国就崛起了。
美国“世界第一”保持80年，但并非“占比30%”保持了80年。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1929年美国制造业全球占比是43.3%，1932年降到31.8%，1938年又降到28.7%，而同期苏联从5%上升到17.6%，呈现此消彼长的格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29～1938年各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表（%）
所以，通缩很可怕，1993年日本制造业全球占比达到历史最高值23.8%，到2023年降到6%，这就是“失去的三十年”。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目前正处在通缩状态。目前已知有五大证据：
一、有效需求不足，价格环境（CPI、PPI）持续低迷。房价持续下跌，居民家庭财富大幅缩水。
黄奇帆曾公开表示：“全国房价整体回调幅度在40%-50%。”黄奇帆提供的数据如果属实的话，则中国的这一波楼灾，不亚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但中国却并未发生次贷危机式的金融风暴，这又是为什么呢？
黄奇帆的解释是，中国无次贷危机的金融基因，中国从未允许零首付购房，且未将房贷打包为高杠杆金融衍生品，因此不会引发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事实果真如此吗？
诚然，中国多年来一直执行首付不低于30%的房贷政策。但房价整体下跌40%~50%，则首付不低于30%的防火墙就防不住火了。但奇怪的是，房价几近腰斩，弃房断供的人却很少，银行都活得好好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法，只有关于企业破产的制度规定，这或许才是深层次原因。因为没有个人破产法，所以个人承担的是无限责任，除非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没人敢弃房断供。楼市暴跌，所有的损失都由借贷人扛，银行侥幸躲过一劫。
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25年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31.98万亿元，同比增长8.8%；狭义货币(M1)余额111.23万亿元，同比增长6%；住户（居民）定期存款占居民存款余额的比重达到74.2%，为历史最高值。M1 增速＜M2 增速，表示市场对于未来是“负向”看待，民间倾向储蓄，增加放在定存账户的钱，消费及投资减弱。经济学家向松祚说：M2越多反而是通缩，不是通胀。
三、央行公布7月金融数据，新增人民币贷款（金融机构口径）-500亿元，同比下滑3100亿元，也是自2005年7月以来首次转负。单看7月份金融数据，“借款人消失”迹象明显，似乎在提醒我们，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可能适用于中国。按照辜朝明的理论，由借款人消失造成的经济萧条，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
四、企业严重内卷，代表企业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持续下降。如图所示，A股上市公司ROE自2021年Q3开始已经持续下降了15个季度。2024年A股新增上市公司100多家，总营业收入、净利润反而双双下降。
郎咸平说：“如果说传统的制造业崩溃了，老百姓就没有薪水了。”因此，笔者认为“反内卷”非常及时，重点应该放在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上。企业能够生存下去，才能稳住就业。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就业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五、 从2022年起，全国税收收入连续几年下降。为什么GDP在增长，税收收入反而在下降？2012年3月，时任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历史上也出现过财政收入增幅低于GDP增幅，就是通货紧缩，价格负增长。”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GDP增长与通货紧缩可以同时并存。
近日读到隋唐名医许胤宗的故事，有这样一段话：“古之工医，要在视脉，病乃可识，病与药值，唯用一物攻之，气纯而愈速；今人不善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他药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
许胤宗晚年总结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一、古代的名医，之所以是名医，就是因为他们擅长诊脉，诊断准确，只需用一味药，就能直攻病灶，药到病除；二、今日之医生，不能准确地辨别脉象，找不到病因，只能凭自己主观推断来进行诊断，开很多味药来侥幸成功。偶尔有一味药有效，也被别的药物制约，药性消减，病人很难痊愈。
葛洪是东晋著名道教学者，在医药学方面有着深入研究，他发明治疗狂犬病的土方：“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将咬人的狗打死取其脑浆，趁热敷在被咬的伤口上，换言之就是“以毒攻毒”。今天的狂犬病疫苗，就是依照葛洪的“以毒攻毒”的原理研制成功的。
“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欧文·费雪在其《繁荣与萧条》中指出，如果过度借债触发价格下跌，这两个关键变量就会引发流通货币、货币流速、资产净值、利润、利率、预期和信心等其它变量相互踩踏，导致“债务-通缩螺旋”。典型案例就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90年代日本大衰退。费雪认为，一个国家一旦陷入“债务-通缩螺旋”，破解的唯一办法就是推高通胀。
拿通胀来破解通缩，这就是“以毒攻毒”，此外别无他法。美国能迅速走出次贷危机，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策略就是“以毒攻毒”。反观日本，是直到2009年11月30日，日本央行才首次承认该国处于通缩状态，而此时距离危机发生已经18年了。2013年安倍经济学推出后，“制造通胀”成为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优先事项。日本学习美国战胜次贷危机的成功经验，最终走出了通缩的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