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应陈赓将军的安排，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在京为军事干部们首度展开了导弹武器知识的普及讲座。
图|钱学森
彼时，参与此次授课的学员阵容中，便有担任空军司令一职的刘亚楼将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上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高级将领，以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相关部门的二级部长们。
钱学森自信地踏上讲台，握起粉笔，挥洒自如地书写下三个醒目的大字：
“火箭军”
“火箭军，即装备导弹的战斗力量。作为一支与众不同的新型部队，它区别于陆军、海军与空军，具备远程打击和高精度命中目标的能力。在现代战争中，火箭军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后起之秀。”
尽管新中国成立尚不久，第一个五年计划亦方兴未艾，钱学森心中却坚信，即便我国刚刚从废墟中重建，凭借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火箭。
授课结束不久，钱学森便向中央提交了一封函件，提议成立我国自有的导弹部队，并提议将该部队命名为“火军”。
火箭部队
一
我国乃全球首个运用导弹技术成功击落敌机之国家。
新中国建立伊始，鉴于美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频繁派遣飞机进行侦查。正因如此，我国决定加速发展导弹技术。1956年5月26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并作出相应决定。设立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及导弹研究院。积极引进源自苏联的导弹技术。
毛主席会见岳振华
在那时，苏联亦助力中国展开导弹技术的研究。经双方充分协商，同年10月15日，两国成功签订了协议。根据此协议，苏联将提供火箭及航空领域的新技术支持。
在我国地空导弹领域，我国率先引进了S-75型地空导弹。在此基础上，我军成功组建了地空导弹营。鉴于保密的必要性，当时称“543部队”。
五十三年时光流转，“543部队”已然褪去神秘的面纱，成为众人皆知的组织。
除了引入地空导弹系统，依据协议内容，我国亦引进了苏联的P-2型地对地导弹，并对其进行了仿制。
与此同时，归国于朝鲜战场的第20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亦肩负起中央交付的重任，于甘肃辽阔的戈壁滩上，着手打造中国历史上首个导弹试验基地。
当然，这座导弹试验基地最终赢得了举世闻名的称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58年春季，我国启动了苏制P-2型地对地导弹的仿制工作。历经两年的艰辛努力，于1960年11月5日，该导弹成功完成首次试射，随后正式命名为东风一号。
东风一号未实际部署。
图示|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其他将领检视被击落的飞机残骸
自着手仿制导弹之日起，国防部五院便开启了自主研发导弹的征程。为了加速研发进程，彼时采取了仿制与自主研发同步推进的策略。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科研团队意识到近程导弹与中程导弹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认为有必要增设一个过渡型号。于是，在1960年3月7日，研究重点转向了中近程导弹，并将其命名为东风二号。
1960年8月，我国国防部五院作出决议，对东风二号导弹的设计进行优化，此举基于对P-2导弹的改良与提升。
1964年6月29日，经过改良的东风-2号试飞圆满成功。同年，该型号顺利通过了增程方案的审核，并被正式命名为东风-2A。
二
武器需人使用。
1957年12月9日，遵照中央的指示，我军正式设立了旨在培养导弹专业人才的综合性培训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
单从名称便可窥见一斑，最初组建的导弹部队，实则隶属于炮兵体系之下。
炮兵教导大队此后更被誉为我国火箭与导弹领域人才的“黄埔军校”。
1964年的深秋，中央政府下达了重要指令，决定设立战略导弹基地。在这一历史关头，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偕同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携手踏遍全国，实地考察了众多潜在的基地建设地点。
“有必要向中央提出建议，设立一个全新的领导机构，以专责指挥导弹部队。”
吴克华敏锐地观察到，这种新式武器——导弹，与炮兵传统装备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加农炮、榴弹炮、火箭炮各具特色，其训练模式和作战策略亦迥异。作为导弹部队的直接领导机构，炮兵部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张爱萍同意吴克华的看法。
1965年，张爱萍以总参谋部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建议，主张设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并将已组建的数个导弹团纳入其管辖之下。
然而，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张爱萍的这项提议在当时未能得到采纳。
张爱萍与吴克华，二人本就肩负着责任重大的使命。对于他们认为正确的建议，他们始终坚持并积极推动。在张爱萍的鼎力支持下，吴克华于1966年春，向周恩来总理呈书。
“期望早日将隶属于炮兵的地面导弹部队独立成军，并组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以便更高效地指导与统筹已深入山林地带的导弹部队和工兵队伍。”
吴克华的汇报引起了周总理的深切关注，他立即将这一意见传达给了几位资深将领及中央的领导人，并恳请他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在严格意义上而言，当时中央未采纳张爱萍的建议，实则亦基于对诸多因素的综合权衡与深思熟虑。
在全球军事格局中，居于最前列的两个强国无疑是美国与苏联。
图|吴克华
美国未曾设立独立的火箭军军种，这主要源于美军各军种间的竞争态势，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尤为显著。当时，海军、陆军和空军三军均争相争取财政资源。每支军种均拥有其专属的导弹资产，例如空军掌握洲际弹道导弹，海军则掌握战斧和三叉戟导弹，陆军则拥有战术系统导弹与巡航导弹。由于三家各自为政，因此无法接受火箭军这一独立军种的设立。
这种情况持续至今。
苏联于1959年底正式成立了战略火箭军。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对导弹技术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认为其成本高昂、体积庞大，且军事效益有限。然而，随着五十年代中期的技术突破，科罗廖夫成功研发出射程高达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苏联这才开始认识到导弹的重要性。起初，美国并未研制出类似射程的导弹，对之持轻视态度。然而，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后，美国开始感到不安。这是因为洲际导弹的远距离射程，足以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因此，导弹部队不仅承担着战术层面的职能，即常规战场的作战角色，更肩负着战略层面的使命。尤其是与核武器相结合后，其战略威慑力得以显著增强。
三
苏联民众在初期为了确保其战略导弹部队的安全，根本不敢公开提及“火箭军”这一称呼。涉及导弹、核能等敏感词汇均被严格禁止使用，统一以“炮弹”和“炮”来代称，以避免西方世界误判苏联正在研发能够发射原子弹的火炮。
直至1959年12月17日，苏联在技术层面达到成熟阶段，方才公之于众，正式宣告组建战略导弹部队；次年1月，苏联正式成立了战略火箭军。
图|张爱萍
纵然美国未设立专门的火箭军，然而在1962年5月6日，该国在海域顺利实施了两次核弹与火箭的联合试验，此举实则等同于声明其具备了相应的军事力量。
显而易见，在六十年代初的我国，我们的导弹部队尚且未能达到如此显著的威慑效果。
正是在吴克华提交建立独立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建议的那一年，我国已掌握了导弹运输工具及原子弹技术，这使得成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尤为关键的是，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实施了首次“两弹”结合试验，此举标志着我国导弹部队在战略层面正式拥有了显著的威慑能力。
1966年6月6日，中央政府下达命令，决定取消公安军编制。在此基础上，原公安军的领导机构与负责地地导弹部队技术管理的炮兵部门实行正式合并，从而正式组建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指挥机构。
关于新组建的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命名问题，张爱萍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两项建议。
首先，坦诚相待，我国称之为“战略火箭军”，张爱萍起初亦对此名称持赞同态度。
其次，鉴于已设立第一炮兵，导弹部队的指挥机构便被命名为“第二炮兵”，此方案作为备用选项。
方案一经提交，周总理深思熟虑，最终选定命名为第二炮兵。
图|周总理
周总理深谋远虑，鉴于当时我国导弹部队虽已具备一定实力，但与苏联、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将导弹部队命名为“第二炮兵”，不仅彰显了我国特色，在政治上亦强化了保密性，同时亦满足了单列兵种的实际需求，有效降低了国际上的误判风险。
1966年7月1日，我国第二炮兵部队正式宣告成立。
在随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主要由陆军、海军、空军以及独立的第二炮兵部队组成。
依据军事学界的界定，兵种系指隶属于各军种，依据其主要装备与作战职能进行划分的特定类别。
然而，第二炮兵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其成员身着陆军制服，却与陆军集团军并无隶属关系，而是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是一支战略性的重要部队。
直至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部队正式更名为火箭军，跃升为独立的军种行列。自此，结合随后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种体系扩展至五大军种。
第二炮兵与火箭军，二者名称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却截然不同。
俄罗斯，被誉为“战略火箭军”，肩负着驾驭我国全部陆基战略力量的重任。尽管美国缺乏火箭军，其陆基导弹和弹头数量相较于俄罗斯有所不足，然而，在总体战略核力量以及战略核导弹与弹头的数量上，美国仍略胜一筹。实际上，美军战略核力量的主力并非陆基，而是源自水下，具备极高的生存能力和强大的打击效能。
火箭军虽源自第二炮兵，但其职能远不止于此。除了肩负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任，它还统率战术常规导弹部队，这些部队在高科技局部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负责执行首轮打击的突击任务。
昔日，第二炮兵虽肩负着其特定的职责，然其本质上仍为独立兵种。自正式更名为火箭军以来，亦象征着其地位与功绩得到了全面的认可与肯定。
尽管我国的核政策与核战略未曾调整，此番更名之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家的自信姿态，这亦构成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