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与“训政”（中学历史教材中的名词与概念）
释义：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设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他认为，从推翻专制到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进行，以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理论最终被系统阐述为《建国大纲》中的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
孙中山在1917—1919年撰写《建国方略》时，明确提出了著名的婴儿比喻：“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则当保养之，教育之。”他进一步解释："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进行教育。"这一比喻生动揭示了孙中山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径的理解，将革命程序三阶段与婴儿成长过程巧妙对应。
军政时期=婴儿出生，需要军队（保姆）强力保护，扫除生命威胁（反革命势力）。
训政时期=儿童成长，需要政府（家庭教师）教育和训练，学习知识和技能（行使民主权利）。
宪政时期=长大成人，独立自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人民当家作主）。
一、军政时期：婴儿的诞生（“产之”）
1、核心任务：以武力扫除一切障碍，统一全国，奠定民国之基础。
2、特点：
军法之治：一切制度悉置于军政之下。军队不仅是战斗单位，也是地方行政的管理者。
破坏为主：彻底摧毁旧的封建官僚体系和地方势力。
政府形式：由革命党领导的军政府。
3、目的：用雷霆手段实现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初步稳定，为下一步建设创造条件。
二、训政时期：婴儿的养育与教育（“保养之，教育之”）
这是孙中山“革命程序”论中最具特色、也是最富争议的阶段。
1、核心任务：“训导”人民，为宪政做准备。
2、理论基础：
“知难行易”学说：孙中山认为，真正的民主理论（“知”）是艰深的，而普通民众习惯于“行”，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需要先知先觉的革命党人来教育和引导他们。
中国民众程度不足：长期处于专制下的民众，如同“婴儿”或“阿斗”，不懂得如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制定新法律）、复决（废除旧法律）等四项“政权”。如果突然给予他们全部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
3、具体设计：
保姆论：革命党（国民党）是“保姆”，人民是“婴儿”。保姆的职责是抚养、教育婴儿，待其长大成人后，便将治权交还。孙中山强调“训政”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的阶段，核心目的是“训”而非“政”，最终目标是毫无保留地进入宪政。
地方自治：训政的重点在地方。以县为单位，由政府派员训练人民行使四权，清算土地、办理户籍、兴办实业和教育等。当一个县的多数人民能熟练行使四权时，该县就实现了自治，可选举县官、议员。
政党角色：由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中央统治权，同时负责训练人民。口号是“以党治国”——由党来指导和管理国家事务。
4、目的：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架起从专制通往民主的桥梁，避免革命后出现权力真空和社会失序。
三、宪政时期
1、核心任务：还政于民，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2、标志：
全国有过半数的省份完成地方自治（即完成训政）。
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并颁布宪法。
3、特点：
宪法之治：宪法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权能区分：
人民有权：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政权”（权力），直接管理政府。
政府有能：由政府中的“能者”（专家、技术官僚）组成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行使五大“治权”（职能），高效处理国家事务。
目的：最终实现孙中山理想中的“万能政府”和“全民政治”。
四、国民的“训政”实践与异化
1928年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进入“训政时期”。然而，在实践中，“训政”被严重异化。
1、“保姆”变成“主人”：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实行一党专政，长期垄断政权，打压异己，拒绝还政于民。
无限期延长：训政时期从原设想的6年一再拖延，训政体制在实践中演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外衣。党权高于一切，压制了其他政治力量和公民的基本自由，建立了事实上的党国威权体制。直到1947年才在内外压力下宣布“行宪”，但实质仍是一党独裁。
背离初衷：孙中山设想的“训政”核心是地方自治和民权训练，但国民党政府更侧重于中央集权和思想控制。美好的“监护”理论，在实践中变成了权力固化和政治垄断的工具。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批判国民党“一党独裁”的重要依据。
拓展认知：
1、积极意义（理论初衷）：
①现实主义的考虑：认识到民主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非一蹴而就。
②重视民众教育：强调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和训练的必要性，有其合理内核。
③系统的建国蓝图：提供了一个从革命到建国的完整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路径。
2、批判与缺陷：
①内在的精英主义与父权色彩：“保姆—婴儿”的比喻蕴含了居高临下的姿态，低估了人民的智慧和自主能力。
②极易滑向威权主义：该理论为革命党（执政党）提供了长期垄断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在实践中很难避免自我腐化和权力固化。“谁来监督训政者？”是一个致命的难题。
③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曾认同“军政—训政”的路径，但后来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直接、广泛地动员群众，认为群众可以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一个政党来“训导”。
总之，“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体现了他对中国民主化路径的系统思考，是一个充满理想与现实张力的复杂遗产。它的初衷是为了稳妥地引导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走向现代民主，体现了设计者的良苦用心。“训政”作为其中关键一环，旨在解决“民智未开”与“民主理想”间的矛盾，通过渐进方式培育民主根基。然而，其理论本身内含的精英主义和权力垄断的风险，加之实践者（国民党）的自私与腐败，最终使其沦为维护一党专制的工具，背离了“还政于民”的最终目标，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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