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领导文萃》2005年1期
作者：吴思，著名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的前任总编辑。
编辑杂志稿件之际，我邂逅了共和国历史中两则颇具意味的往事。一则出自《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之手，题为《我也批过彭德怀》；另一则则是关于《林彪与个人崇拜》的探讨。
黎洪的短文读来，蕴含着一种令人痛彻心扉的力量。他曾深入研读庐山会议的文件，却始终无法理解为何会对彭德怀做出批判的决定。在他看来，彭德怀所言皆是实情，根本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
《安徽日报》的四位编委亦向他抱怨，愤然地质问：究竟有何凭据指责彭德怀通敌卖国？
黎洪坦言，他与他们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他亦郑重提醒，此言不可泄露于外界。他坦言自己不敢提出异议，甚至出于无奈签署了多份批判彭德怀的文稿，并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的情况下，坚定地表态支持党中央的决策。
四十年光阴荏苒，黎洪已步入古稀之年。回望往昔，他在文中痛彻心扉地自我反省，言辞之间流露出沉重的悔意。他写道：
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他完全屈服于错误，未曾一次依照党性原则坚持真理，抵制谬误。
他指出，在当时的党员干部群体中，与他相似者所占比例至少高达九成以上。
黎洪设想，若情形发生逆转，超过九成民众持坚定反对立场，那么中国的历史轨迹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我对黎洪先生的悔过之心深表敬意，对其悔悟的深度亦深感钦佩。然而，我仍存有一疑问：
个人乃至整个编委会的反对意见，可能给个人和报社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事实上，他亦曾记载，某位编委未能听从其规劝，终在私底下发表了些议论，对彭德怀的批判表示了质疑，不料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揣测，约有九成的民众与他面临相似的境遇，即便他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亦不敢公然表达。他们缺乏组织，他们的不快仅仅是个体的情绪。千百万个体的不满，其影响力与单一人的微弱抱怨相差无几，难以对现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即便出于无奈发表支持性言论或参与其中，难道这不应当被视为人们情理之中的选择吗？
彭德怀庐山遭遇标志显著。
这个标志表明：响应公开的号召，按照党性原则说真话，讲出亿万人正在因政策失误陷入饥荒的真相，已经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违背禁令的结果，就是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党的叛徒、国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劳像彭德怀那么高，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厄运。
反之，若背离党性原则而曲意逢迎，一味声称事事皆对，将一切颂扬为英明卓越，此类行为不仅无任何风险，反而有望获得晋升的机会。
自然，该标志所蕴含的意味并未得到公开而正式的阐述，这仅是一种潜藏的规则。
如此明确的规章制度、清晰的奖惩体系，再加上现实证明的潜规则已在《安徽日报》社周边实施，黎洪难道还应该无畏地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击坚硬的花岗岩吗？
无疑，那些敢于将华丽的辞藻转化为生死相搏的实际行动，敢于将颅骨撞击在坚硬的巨石之上的人，堪称伟大。他们是道德上的楷模，无懈可击的圣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与效仿。
然而，人们似乎无需因自身非圣人而苛责自己，甚至自责不已。真正应受指责的，倒是那些苛求人人成为圣人的观念。
于1999年发行的《炎黄春秋》杂志第10期中，冯建辉先生撰写了《林彪与个人崇拜》一文，内容详实，剖析深刻。然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林彪本人所撰写的几行字。林彪在文中写道：
“党性遵命性也。”
“遵命为德勇智。”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
“勿重迎合，讲真理。”
“主席，他一人堪比亿万民众，故与之建立良好关系，便等同于与全体群众建立了紧密联系，这无疑是最为宝贵的选票。”
即便决议不尽人意，也应予以赞同——这是首要原则，否则便显得过于迂腐。
文章抨击林彪，斥其为两面之徒，以个人利益为重，丧失了应有的原则立场。
这种指责无疑是有道理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林彪的言论确实缺乏廉耻。然而，若从事实与虚构的角度来衡量，林彪是否揭露了某种真相呢？
他所言，正是对制度运作本质的深刻揭示。他详尽描绘了官场中真实存在的隐性规则，并提出了应对这些潜规则的 optimal 策略。
潜规则，那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存在：若以博弈论的视角来解读，它便是一种纳什均衡在这份平衡之中，每一位参与者均采纳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择取了对自身最为有利的行动方案。
从个体生存与成长的角度审视，各方均难以寻觅出更为优越的替代选项。因此，这构成了一种最为稳固的态势，即便它并非完美无瑕的理想布局。
不论何人涉足其中，从长远视角审视，采纳此策略成为必然选择，否则，不循此路者终将面临淘汰之命运。
1959年的夏日，庐山之巅，当彭德怀被整顿之际，最高领导人意志已坚如磐石。他意欲清除前行路上的所有障碍，而他所具备的力量也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刻，无论是黎洪，还是那些地位远在其上的中央委员们，明智之举无疑是对这些障碍视而不见，因为任何阻碍都将面临被投监或送入劳改营的命运。
“唯有毛主席堪称大英雄，你我之间相隔甚远，切勿存此非分之想。我虽暮气沉沉，却并无此类野心。”
林彪的策略备受推崇，其卓越才能亦使得他在庐山会议之后脱颖而出，接替彭德怀的职位，荣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同时肩负起军委的重任。
从个人视角出发，林彪的策略无疑取得了成功。若摒弃道德层面的考量，将其视作一场棋局来审视，各方的应对策略均显得合理。然而，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量，林彪的抉择相较于黎洪，显得更为主动积极，因而也更具优势。
相悖于此，固守真理之追求，将人民福祉作为唯一目标的党性原则，却是一种注定走向灭亡的自我毁灭策略。
昔日宋襄公拒不对渡江在即的敌军发起攻击，待敌军渡江完毕，亦不急于向未整好阵型的敌军发动攻势，因其认为此等策略有悖道德。对此，所谓的“高人”不屑一顾，将其称为“蠢猪的道德”。而林彪则以“书呆子”一词取而代之。
对于林彪的不满，人们可以感同身受，然而将其视为愚钝之辈，却实属不妥。正统的党史教育始终期望大众将林彪视作一个反面典型，诚然，这位反面典型身上确实蕴含着许多出人意料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