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三次对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阶段，尤其是革命胜利曙光初现之际，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胜利之后避免重蹈古代王朝的覆辙、突破历史周期率的局限，进行了三次至关重要的谈话。这三次重要对谈，分别是“甲申对谈”、“窑洞对谈”以及“赶考对谈”。
毛泽东，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其对于革命理论的探索和讨论不计其数。然而，在中共的历史长河中，有三次对话却尤为知名。这“三次对谈”之所以流传广泛，是因为它们从本质上揭示了党的建设关键论点，这些观点与党的历史性事件紧密相连，关乎如何打破历史周期性循环，以及党的生存和长期稳定。
毛郭“甲申辩论”
在毛泽东与郭沫若就《甲申三百年祭》展开的书信论辩——“甲申对”中，尽管毛泽东并未直接使用“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词汇，然而，对于“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辙”的深思熟虑与实际探索，实则反映出毛泽东对确保党的长期稳定和寻求突破历史周期率困境的初步思考。
“甲申对”的由来？
1944年，正值甲申年，郭沫若于三月十日挥毫泼墨，创作了《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文章中，他深入剖析了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由胜转败的历史过程，向世人敲响了警钟：“切莫重蹈李自成胜利时的骄傲之辙。”这篇文章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与国民党所宣扬的“李自成万世流寇，崇祯帝千古明君”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更在于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史籍对农民起义的污名化，明确指出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而明王朝的覆灭则是由于执政者的腐败以及失去民心所致。毛泽东同志读到此文后，如获至宝，将其列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认真学习。此后，毛泽东与郭沫若围绕《甲申三百年祭》展开了书信往来和笔谈，这一时期可称之为“甲申对”。
郭沫若写这篇文章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形势已趋明朗。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机关报《新华日报》，决定借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之际，在文化战线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反击，旨在抨击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
在著作中，蒋介石将我国近代的落后状况归咎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以此指责明末的农民起义导致了清军的入关，巧妙地借古讽今，对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抨击。国民党掌控的媒体也纷纷传播这种观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新华副刊》主动向郭沫若邀稿，从而促成了《甲申三百年祭》的诞生。
其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反应截然不同。
自3月19日至22日，《新华副刊》连续四天连载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此后，国共两党对此事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国民党对郭沫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批评与打击，这一行为在国统区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十余年后，郭沫若回忆道，自己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国民党反动派以陶希圣为首的一批御用文人的主导下，在重庆遭受了一场名为“围剿”的打压。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攻击，该报指责这篇文章将抗战时期的中国与明末时期相提并论，宣扬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
◆毛泽东与郭沫若。
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轰轰烈烈的宣传与颂扬策略。尽管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初衷，并非旨在为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映照；尽管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而，毛泽东凭借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锐利洞察，洞悉了这篇文章在40年代所蕴含的政治分量，以及它在历史转折点上对全党的教育价值。鉴于此，他迅速将此文纳入整风运动的核心学习内容，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认真学习，深刻领悟其现实意义。
4月12日，在《学习和时局》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对发布《甲申三百年祭》的深远意义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我党历史上，每当出现骄傲自满的情况，往往都会遭受损失。……最近，我们印发了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论述，旨在警示同志们，切勿重蹈胜利时骄傲的覆辙。”毛泽东的这一论述独具匠心，首次揭示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的历史教训，即“切莫重蹈胜利时的骄傲之错”。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党发布了重要通知，强调《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价值。通知中明确要求：“全党上下，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面对何种有利的形势与实际的胜利，无论个人在党国事业中的贡献如何显著、德望如何崇高，都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姿态，绝不可因胜利而沾沾自喜、迷失自我。”
党中央、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的同时，又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发单行本，供全党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
1944年12月，郭沫若接获了毛泽东于11月21日寄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详阅来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已被我们视作整风学习的材料。无论是小胜还是大胜，都可能滋长骄傲情绪，从而屡次遭受挫折。如何避免这种倾向，实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尽管我小心翼翼，唯恐出现差错，但仍难保意外不会从某个角落悄然出现；若你发现任何不当之处，恳请随时告知。”毛泽东与郭沫若就《甲申三百年祭》展开的信件交流，成为“甲申对”的核心内容。
第三、“甲申对”突破历史周期。
“《甲申三百年祭》原是我撰写历史论文的一次尝试，得益于毛主席的悉心指导，将论文提升为革命的理论武器，成为了整风的重要材料……”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推广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其深意在于倡导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不以功绩自骄、不以安泰而怠惰”的坚定精神面貌。
事实上，自建党之初及大革命阶段起，毛泽东便开始从用兵策略的视角吸取李自成起义的败北经验。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对李自成起义“失败之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进而得出结论：单凭“暴动”难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上黄巢、李自成的流寇主义在当前环境下已经不再适用。”此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充满热情地予以赞美。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严肃地强调：“中国的革命本质上是农民的革命，当前的抗日战争本质上也是农民的抗日战争。”
1944年，随着全民族对日抗战胜利的曙光渐显，不少人心生轻狂。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苗头，并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要遏制这种情绪的蔓延。5月20日，他明确指示要重新印刷《甲申三百年祭》，以此警示同志们：“切勿在胜利时刻重蹈骄傲自满的覆辙。”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借李自成的覆灭教训，再次向全党发出警示：“尽管手持武器的敌人已被消灭，但那些未持枪的敌人依然潜藏，他们必定会与我们展开殊死的抗争，我们绝不可对这些敌人掉以轻心。”在进京赴考的途中，毛泽东再次提及《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的开头虽已略读，但我们必须终身研读！”
新中国建立初期，“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使得毛泽东重新审视起《甲申三百年祭》这部作品。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著作，并请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书名。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之中，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的思考亦未曾停歇。到了1972年2月，人民出版社再度出版了这部经典之作。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的《甲申百年祭》一文，于重庆《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
毛泽东在其数十年的领导历程中，深受《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经验的深刻启示。他常以李自成为反面教材，以此自警并教导同仁。为何《甲申三百年祭》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关键在于其蕴含的以史为鉴的政治价值。“避免重蹈李自成的失败之路”是中共从该书中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教训。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
“窑洞对”的深远意义在于揭示了如何突破历史周期率的桎梏，并积极探索在国家治理领域开辟一条全新的民主路径。毛泽东与黄炎培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命题展开的对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
“窑洞对”的来源。
抗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坚持奉行独裁统治，国共两党政见不合，局势十分紧张。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共同起草电报，并于次日由褚辅成、黄炎培等7名民主爱国人士联名发出，向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担忧。他们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就国内团结问题继续磋商，以推动抗战胜利的尽早实现。
6月18日，中共七大圆满落幕仅过数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即迅速复电，对黄炎培等国民参议会参政员的莅临延安表示由衷的欢迎，并期待与他们会面，共商国家之重大事宜。
7月1日，访问团中，除王云五因健康原因未能如期抵达外，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特地莅临延安。在为期五天的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人与黄炎培一行展开了三次深入的会谈。延安的空气清新宜人，延安人民对共产党的真挚拥护与深切爱戴，给访问团成员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我历经六十余载，虽未一一亲历，然目睹之景象，无不令人感叹‘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无论是个人、家庭、团体、地方，乃至整个国家，诸多单位似乎都无法摆脱周期律的束缚……至于中共各位，我虽略知一二，但始终期望能探寻一条新的道路，以摆脱这一周期律的束缚。”毛泽东沉思片刻，随后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我们有能力跳出周期律的桎梏。这条新路，便是民主。唯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方能不敢懈怠。唯有全民参与，方能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剧。”
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倒计时四十天之际，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中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打破“兴衰无常”这一历史周期率的经典对话。这场对话因其发生的特殊地点——延安杨家岭的窑洞，而被后世誉为“窑洞对”。
第二、所谓“窑洞对”，乃毛泽东与黄炎培针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思想交锋与碰撞的结晶。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场对话，在中共内部并未对外公布。其后的公之于众，实乃因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感悟颇深，归至重庆后，他挥笔著就《延安归来》一书。
一方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问话乃黄炎培所发，其中蕴含着最为深刻的含义。黄炎培对“民族兴亡周期率”的探究，其源头可追溯至1942年6月，那场以“揭示民族兴亡周期率，并寻求破解之道”为主题的演讲。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一方面源于全国人民的勤勉与不懈生产，另一方面则需勇于牺牲。8月2日，他经过深思熟虑，记录下了破解这一民族兴亡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并将其精炼地概括为“自强不息”。
此外，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提炼。他在“窑洞对”中的言辞并非信口开河，实际上，我党在此领域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民主实践，即让民众监督政府，这一思想源起于我党在江西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际。人民监督政府，正是毛泽东的创举。在苏区，民众对苏维埃政府的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除了“突击队”、“轻骑队”和“工农通讯社”这三大群众监督机构外，中央苏区所有享有公民权的人士，均可对任何干部直接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检举乃至控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人员配置应遵循“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偏不倚的中间派亦占三分之一。此举旨在确保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能与人民各阶层共同商讨国是，实现民主共治。
此外，党的七大所营造出的那种充满民主精神与深厚团结友爱的氛围，也极大地感染了毛泽东。当时的大会发言中，共有2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不乏主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竟达8人之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积极动员，力主推选几位曾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王明在内。许多代表对于推选这些同志，尤其是王明，感到难以理解，毛泽东遂指示各代表团进行说服工作。在选举唱票环节，当得知王明的得票数超过半数时，毛泽东方才离开会场。七大之所以能广泛团结众多同志，取得辉煌成就，正是得益于这种氛围。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党内民主的推进充满信心。故而，1945年面对黄炎培的“窑洞之问”，他才能信心满满地回应，我们已找到了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径，那就是民主。
三、“窑洞对”与历史周期率突破。
历史周期率，通常指代古今中外诸多政权在兴衰更迭过程中显现出的普遍历史生命周期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可概括为“朝代更替，循环往复”的政治兴亡周期律。
“兴也勃然，亡也猝然”，此语源自《左传》之《庄公十一年》篇，“禹与汤，自咎其过，兴也勃然；桀与纣，咎人而不自省，亡也猝然”，意谓：大禹与商汤能反躬自省，勇于承担过错，故国运得以迅速昌盛；而夏桀与商纣却推卸责任，将过错归咎于他人，因此国家很快走向衰败。
黄炎培在深入分析历史周期率形成之因时指出，创业者起初勤勉治世，然而随着环境变迁，他们逐渐沉溺于享乐，精神状态趋于松懈。前辈们辛勤耕耘，而子孙后代却满足于现状，惰性滋生，终成难以逆转的风气。朝代更迭之际，新统治者往往盲目追求扩张，致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削弱，有效管理难以施行。正是这三重问题，最终导致了“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局面，使得历史的兴衰更替与荣辱循环不断重演。
在回应黄炎培的关切时，毛泽东所阐述的见解实则深藏着人民、民主与监督三大核心要素：人民作为国家之主，依托群众路线实现国家治理；民主治理彰显人民意志，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关键所在；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以防止权力被滥用。此种做法，不仅将权力切实交还于人民，更能真实地反映民众心声，有效预防因社会分配不均所诱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在1945年炎热的七月，毛泽东与莅临延安的贵宾黄炎培进行了热情而友好的交谈。
此后，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激起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深刻思索，他们积极采取多措并举，力求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突破这一历史周期率的束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持续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与回应，为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通往解决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民主新径”。他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大力推动整风、整党运动，坚决查处和惩治党员干部中的腐败现象，确保党的纯洁性得到最大限度维护；他还探索出一套强化党的建设的关键途径，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监督等多种监督机制，以最大可能保障党的先进性；毛泽东反复强调，新生的国家政权应为人民民主专政，务须最大限度确保在人民内部实现民主，对敌人实施专政。上述举措无不彰显了毛泽东在“民主新径”上的探索与实践精神。
毛周“赶考对”
“赶考之问”不仅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追求卓越成就时的深邃忧虑与远见卓识，而且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标志着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的思考达到了新的深度与高度。
“赶考对”的来源。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国民党赖以支撑其反动统治的军事支柱已被基本摧毁。在此背景下，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曙光愈发灿烂，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然提上日程。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特征，我们党如何以何种执政心态和风貌迎接全国范围的执政考验，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1949年3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圆满召开。毛泽东同志以无比的清醒与冷静，对全党作出深刻警示：“赢得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国的革命虽然伟大，但革命之后的道路更长，所面临的工作更为艰巨、更为艰难”，“我们必须让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必须让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两个务必”的提出，恰似为即将到来的重大考验——“进京赶考”注入了一剂“清醒剂”。
3月23日，毛泽东同志率中央书记处，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自西柏坡启程，北上抵达北平。毛泽东同志深刻领会历史周期率的警示内涵，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如何有效治理这一时代课题，在启程之际，他对周恩来同志说道：“今日是入京之际，乃是赶赴考场。”周恩来同志笑答：“我们应当均能顺利通过考试，切勿有所退步。”毛泽东同志坚定回应：“若有所退步，便意味着失败。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期待取得优异的成绩。”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段传世对话，被历史称为“赶考对”。这段看似轻松愉快的对话，实则生动地描绘了我们党即将面对的执政重任的艰巨性以及执政实践的挑战性。
其次，毛泽东将进京比作“赶考”，这一比喻是对传统“赶考”概念的深刻提炼与升华。
“赶考”一词，源自我国科举制度的悠久历史，原本是学子们奔赴考场应试的通俗表达。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即将从西柏坡启程迁往北平之际，毛泽东主席将“进京执政”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生动地比作“赶考”。看似随意之举，实则蕴含着对新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深思熟虑，使得“赶考”一词承载了深厚的政治内涵。它不仅映射出中国共产党即将面对的种种挑战与考验，更凸显了党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将“赶考”这一命题提升至执政理念的至高境界，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现实价值。一方面，他汲取了中国历史兴衰更迭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虽胜犹败的惨痛教训中，向全党同志警示，必须坚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即将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执政，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与挑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骄傲自满，避免脱离群众。因此，“进京赶考”不仅是对新中国建立之际的警醒，更是对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持续进行自我革新、接受人民监督的永恒要求。
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这一概念，已超越了传统考场、考生、考官与考卷的界限，被赋予了更为深邃的政治内涵与时代价值。
辽阔的中华大地被视为一处“考场”，而所有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被比作“考生”。他们必须在“赶考”的过程中，深入思考并认真回应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问题和使命。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考官”，更是对共产党“赶考”成绩优劣、是否达标具有最高话语权的评判者。革命胜利之后，如何稳固政权、建设新中国，以及如何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了“考卷”的核心内容。解答这一难题的关钥，在于持续发扬民主精神，坚守“两个务必”的原则，确保党员干部始终保有自我反省的意识，避免在胜利的喜悦中迷失方向，以防重蹈历史的覆辙。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巧妙地以“赶考”为喻，生动地展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坚定决心。
第三、赶考与突破历史周期。
“进京赶考”可视作对“甲申对”在历史维度上的回应。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信心来源何在？经过细致剖析，我们揭示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柏坡时期，面对革命胜利的曙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成功应对“赶考”的挑战，引领全国人民实现从革命者到执政党的转变，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实践与筹备工作。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一重大举措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极大地调动了解放区农民投身战争、支援前线的热情，从而为中共中央的“进京赶考”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从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进行了四次至关重要的学习部署，极大地提升了全党同志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逐步在党员干部中确立了“赶考”意识，为成功“进京赶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9年三月，毛泽东在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经济安全领域，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相继设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以及华北财经委员会。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西柏坡宣告成立，并推出了首套人民币，为“进京赶考”提供了稳固的财政后盾。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中央通过创立华北人民政府，积极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华北大学、中央外事学校等各级教育机构，同时设立华北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军委航空局等一系列开创性措施，为“进京赶考”打下了坚实的组织根基。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共中央构建了请示报告制度，完善了党委制和干部管理制度等关键制度，出台了“六项规定”，发布了“八项注意”，为“进京赶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然而，正当一些党员干部即将踏上领导岗位，肩负起引领全国人民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际，却出现了一部分党员、干部滋生出“革命到顶”的观念，他们以为革命终于迎来了曙光，此后便可以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享受片刻宁静。毛泽东巧妙地以“赶考”为喻，再次向全体同志强调，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防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既是紧迫的任务，也是至关重要的责任。
在全国执掌政权之际，毛泽东秉持着“进京赶考”的严谨态度和“绝不当李自成”的坚定信念，将自我革命的政治精神融入新中国的政权架构之中，并通过实施整党整风运动、开展“三反”运动等多种方式，净化了党员干部的队伍。
因此，在“甲申对”、“窑洞对”以及“赶考对”中，毛泽东对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彰显了他在持续探索同一问题的过程中，对认识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历程。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国的发展既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我们党是否能够借鉴历史，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束缚，始终是我们必须持续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和时代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