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岁月留痕：往事可追忆》[马嘶 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转自：凤凰网读书
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沈从文与胡也频及丁玲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在困境中相互扶持。胡也频和丁玲不幸被捕，沈从文积极介入了他们的营救行动。然而，岁月流转，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双方多年未再交流。这其中的纠葛和纷争，究竟起源于何方？
1923年的冬天，沈从文初次踏足北京，那时他居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一间狭小住所。自那之后，短短数年间，他已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位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
1924年，丁玲踏入京城，怀揣着报考大学的梦想，她起初居于香山之麓。翌年3月，她搬至西城辟才胡同的一处公寓。在北京的岁月里，她邂逅了同样漂泊至此的胡也频。两人很快结伴而居，在西山碧云寺脚下的村落中，过着颇为拮据的日子。他们也曾暂居于沙滩附近的一间小公寓，那里聚集着众多贫困的大学生和流浪的青年。正是在那时，他们与沈从文相识。鉴于彼此皆身处衣食不周的困境，且对文学事业抱有坚定的追求，他们便在共同度过的艰难时光中，迅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在北京的岁月里，丁玲与胡也频的生活可谓清贫至极，他们栖身于远郊的山村，衣衫单薄，无棉衣可御寒。饥饿成了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胡也频的一位老友来访，当时他囊中仅剩下一元钱的积蓄，却毫不犹豫地用这笔钱为友人备下了一顿丰盛的晚宴。他们时常将自认为稍好的衣物典当，以换取些许生计。冬季寒风刺骨，他们便整日在外沐浴阳光，直至夜幕低垂，才偶尔生起一炉火取暖。日复一日，他们的餐桌上总是菠菜面条。
沈从文的生活境遇相较于丁玲与胡也频等人，似乎略胜一筹。他的稿酬收入较为丰厚，加之单身之身，生活自当更为宽裕。此外，得益于梁启超的推荐，他得以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担任职务，虽薪水微薄，却也足以维持生计。
沈从文
1928年1月，沈从文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程，而春风拂面之际，丁玲与胡也频亦相继抵达这座繁华都市。在上海，三人之间的互动愈发频繁，他们携手创办出版社，共办刊物。在丁玲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中，详细记录了他们在这座城市共同度过的点点滴滴。
即便我们已拥有一间简陋的亭子间，时光依旧无情地流逝。恰逢彭学沛在上海担任《中央日报》的主编，他是著名的“现代评论派”成员。沈从文与他相识，便将他引荐给了胡也频，让他负责编辑副刊。胡也频当时对报纸业并不熟悉，误以为只是“现代评论”派的一份刊物。记得在二六年和二七年，我们困于北京之时，《京报》已经停刊，或许已经搬迁，仅剩《晨报》和《现代评论》两家报纸，偶尔能给予滞留在北京的作家们一些微薄的资助，零星发放一些稿费以解燃眉之急。那时，胡也频每月能从稿费中获得三五元到七八元不等，用以弥补母亲每月寄给我的二十元生活费之不足。尽管胡也频并非“现代评论”派成员，但鉴于沈从文的关系，他答应了前往《中央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并负责编辑了《红与黑》副刊，持续了两三个月。他每月能获得的编辑费和稿费大约在七八十元左右。对于我们那时的生活水平而言，这简直是一种难以置信的优待。然而，不久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去审视和处理问题，因此，这份副刊不宜再继续编辑下去。（尽管彭学沛未曾参与副刊日常编辑工作的意见交流）如此，也频繁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
昔日，我们以笔为生计，售文艰辛，收入既不均衡，亦不稳定。革命后，我母亲失业，县当局已不再让她插手教育事务。失去收入来源，她只得寄居朋友家中，每月仅靠朋友分摊的房租勉强度日，无力再资助我们。于是，我们心生仿效当时上海小出版社的念头，决定自行涉足出版行业。虽是小规模经营，足以维持生计，同时也能推出一些佳作。恰在此时，我父亲也来到上海，答应帮忙筹借一千元，月息三分。我虽认为创办出版社是件好事，却并不赞同通过借贷举债来达成目标。……然而，我父亲却信心满满，沈从文也给予了他支持，还有几位朋友表示赞同。于是，“红黑出版社”及《红黑月刊》应运而生。我们用借来的资金在萨坡赛路204号租下一栋三层楼中的一层，楼上楼下共四间房。……我和也频，后来母亲也加入，我们住在了二楼，沈从文及其妹妹岳萌则占据了三楼。有一段时间，沈从文母亲也搬来同住，沈从文的哥哥和弟弟也曾短暂入住。我们两家人各自烹饪，分灶而食。
胡也频和丁玲
然而，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共同创办的文学期刊《红黑》（创刊于1929年1月）及《人间》（创刊于1929年10月），均未能持久，未满一年便宣告停刊。继此之后，沈从文受邀成为胡适所聘的吴淞中国公学讲师，负责讲授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现代文学”选修课程。不久，他又转至武汉大学担任教职。
胡也频和丁玲在上海也呆不下去了，因为办“红黑出版社”负了债，出版社垮了，为了还债，胡也频便一个人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一个多月后，丁玲也去了济南。在济南，因为他们激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学，组织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受到了省政府的通缉，这才匆匆离开济南去青岛，几天后又从青岛去上海。在上海，他们参加了左联，胡也频还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的主席。丁玲写了小说《1930年春上海》，胡也频写出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不久，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常去参加一些秘密会议。这一年的11月，丁玲生了一个男孩。但是，他们的生活仍十分拮据，仅有的一点稿费，也只能省吃俭用，取消了一切的娱乐。等到丁玲产期已满，出院时，他们的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了。他们夫妇二人只好共吃一客包饭。为雇一个奶妈，胡也频把自己的两件大衣都拿出去当了，白天穿着单薄的短衣在外面跑，晚上开夜车写小说。这时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他看见胡也频穿得那样单薄，就把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他穿了。
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已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胡也频与丁玲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而沈从文则选择远离政治纷争，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延续着过往的友情，彼此坦诚相待，相互扶持。
丁玲戎装照
胡也频即将前往江西，而丁玲则计划将孩子送回湖南的故乡。不料，在此之际，意外之事接踵而至。在1950年11月所撰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丁玲如此记载：
十七日已至，离别的时日愈发迫近。近期，他频繁前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机关进行接头。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我们只待启程。那天清晨，他告知我，他将出席左联执委会的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将前往从文处借用两元购买挽联的布料，并约定午饭时回来。他身着宽大的长袍，神采飞扬地离去。然而，午时他并未如约归来。午后，从文来访，是为撰写挽联而来。他告诉我，也频直到中午十二点才从他处离开，承诺买完布料便返家用餐，并约定下午他会来此撰写挽联。从文并未动手撰写挽联，我们无言地坐在屋内，静静地等待。我无处可去，也不知该往何处寻觅他。怀抱婴儿，我愣愣地凝视着窗外那灰蒙的天空。从文稍作停留后便离开了。我仍旧只能静候命运的安排。
……寒风凛冽，细小的雪花纷纷扬扬，我恳请沈从文一同前往探望他。我们整日守候在那儿，承诺将带来的被褥与衣物递送进去，却不得与其相见。我们反复商议，最终决定再请求送进十元钱，并要求得到一张收据。待到铁门前探望的人陆续散去，只剩下我们二人。看守最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不久，我们听到了一阵人声，几人在两层铁栅门之间的院子里来回走动，我并未看清是谁，但沈从文却辨认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们推测那是也频出来领取物品并开具收据，于是我们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果不其然，我看到了他，我大声呼喊：“频！频！我在这儿！”也频转过身来，他也认出了我，正要出声呼唤，却被巡警推了回去。我对从文说：“你看他精神矍铄的样子！”他依旧穿着那件海虎绒袍子，手插在衣襟中，仿佛是轻轻撩起袍子，以免沾染泥土。
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再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住在老闸捕房。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必须设法拯救他，我务必让他重获自由！”……
二月七号夜晚，我和沈从文从南京搭夜车回来。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他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也频绝不会答应。他宁愿坐牢，甚至牺牲生命，也不愿在条件束缚下获得自由。我也不希望他如此。”我深感懊悔沈从文去找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有了更深的了解，才意识到那时的我们真是愚昧至极，竟然在敌人的刀锋下还寄希望于他们的援手！沈从文也明白此事的艰难，于是便不再多言。
沈从文寻访了邵洵美，并再次带我前往。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本册子，其中收录了也频和柔石的照片。也频身着海虎绒袍，未戴眼镜，这应是他在被捕之后的留影。在场无人多言，而我心中更加明朗。当晚，我回到家后便安睡了。至午夜十二点，沈从文再次造访。他向我证实了确切的消息——也频是在二月七日的夜晚，于龙华英勇牺牲。我应道：“嗯，你回去吧，我想要休息了。”
丁玲
由此可见，沈从文在营救胡也频的过程中倾注了极大的努力，他履行了一位朋友应有的职责。
丁玲亲述的这些往事，无疑具有极高的可靠性。此外，从多个角度亦可窥见沈从文营救胡也频的种种线索，例如：
在1931年1月20日的胡适日记中，记录道：“沈从文来访，交谈时间颇为长久。本周六以及周日，上海公安局与公共租界捕房联手，破获了数处共产党据点，共逮捕了27人。昨日，案件审理完毕，仅有两名女子获得保释，其余25人被引渡，其中包括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对此事显得十分焦虑，他四处奔走，试图营救胡也频，然而我无力提供援助。”
1931年2月24日，胡适的日记中夹带了一封蔡元培于2月20日写给他的回信。信中提及：“我从京城返回上海时，您已经北上，未能亲自恭候，深表遗憾。沈从文先生抵达京城时，随身携带了您的信件，信中请求营救胡也频先生。我曾为他代笔两封信函，并委托张岳军先生予以协助，但遗憾的是，至今胡先生仍未获得释放。”
显而易见，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曾往来穿梭于上海与南京之间。然而，实际上，胡也频等人的生命早已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警方秘密终结，只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消息的严格封锁，外界对此鲜有了解。
1933年5月，丁玲被捕。
丁玲，母，子
1931年二月，胡也频英勇就义之后，丁玲先是暂居于李达、王会悟的寓所，不久又搬至沈从文兄妹的居所。至四月之初，她向郑振铎借款二元作为路费，并在沈从文的陪伴下，返回了湖南的家中。然而，丁玲在家仅逗留了短短三天，将孩子托付给了母亲照料，随即又重返上海。沈从文兄妹亦随之离沪，前往北方。
丁玲于环龙路租赁了一层楼上的狭小居所，在此孤独且清贫地生活。出于对江西苏区的渴望，她向党组织提出前往的请求，却因工作的迫切需要，最终只得留在了上海，继续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
在丁玲陷入孤独寂寞之际，冯达悄然踏入她的生活。冯达身为一位未婚男子，未曾涉足情场，他生活得平和而宁静，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曾是史沫特莱女士的私人助理，同时也是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员，更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原本每月享有100元的优厚薪水，但他毅然决然辞去职务，转而在党中央宣传部旗下的工农通讯社供职，月收入锐减至15元。自此，丁玲与冯达开始了同居生活。
丁玲一旦被捕，便被押解至南京。她的囚禁地点辗转更迭，却并非真正的监狱，而是所谓的“旅馆”、“公馆”、“住所”等场所。尽管生活并非真正的监禁，但她却失去了自由。敌人不遗余力地对她进行恐吓与诱降，徐恩曾、顾顺章、张道藩等人都曾与她多次交谈。在这期间，她设法多方联络，企图将消息传递给党组织，也曾试图逃离，甚至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她曾致信沈从文。在《魍魉世界》一书中，她这样描述道：
在此时此刻，我致信沈从文，字里行间托付他在我离世后，能因也频之故，关照我的母亲及也频的子女。这封信，不过是我决绝态度的象征，表明我对国民党政府毫无幻想与期待，已做好赴死的准备。为何选择沈从文？因为在所有熟识的朋友中，他给人的感觉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相似，属于同一阵营。鉴于他的社会地位，他不会因收到我的信而遭受牵连。我寄望于他，也希望从他能透露一丝消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晓，我在南京，正准备作出最终的牺牲。显然，徐恩曾也会从信中窥探我的心思，但他不可能将这封信真正寄出。解放后重逢沈从文，他却从未提及这封信，只是淡淡地说，当时他无法探知我的下落。
在这部回忆录中，提及沈从文之际，丁玲再次记叙道：
沈从文亦曾造访，然而，我们彼此心中都存有一丝微妙的不快。追溯至1933年，我遭遇神秘绑架，舆论沸沸扬扬，国民党却矢口否认，左翼联盟的同志们无法公开露面。为了我的解救，他们想方设法联系王会悟，希望借助他的名义，将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让她出面与国民党对簿公堂，争取释放我；毕竟，王会悟与我母亲也有旧交。1929年，我们两家曾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同住，他与其母亲、妹妹居住在三楼，而我与母亲则住在二楼。1931年，也频不幸牺牲，我带着孩子返回湖南，他曾陪伴我一同前往，并在我家暂住。在我被绑架的第十一日，即五月廿五日，沈从文撰写了一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的短文，抗议当局的非法行为，为我鸣不平。此文刊登于《独立评论》第52号与第53号合刊。然而，在发表之际，刊物主编胡适附加了一则附记，声称沈文“排版校对已毕，正值今日接到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的来电，称‘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实为无稽之谈。本地区所有反动案件，皆由地方法院审理，众目睽睽之下，绝不敢有损人权’。此电令我们安心。因版已排定，无法撤回此文，故附记此最新消息，以作更正。（胡适，六月一日）”或许正是这一颇具影响力的更正，导致沈先生在回信给王会悟时表示，丁玲并未被捕，且他与我的关系早已断绝。
随后在1934年，他回到了湘西，途径常德时暂居于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曾建议他前往探望我的母亲，但他却选择了不去。于是，第二师范的同学们自发地前往我家拜访我母亲，并在她面前表达了一些不公的言论。当时，沈从文正以朋友的身份在报纸上连载《记丁玲》的长篇报道。我母亲是一位历经世事沧桑的智者，对于这些事情并没有太多的感慨，她认为这只是件寻常小事，不值得过分惊讶。她曾将这些琐事当作别人的故事讲述给我听，而我的内心却不禁感到些许酸楚。我对沈从文的为人有充分的了解。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时代，他总是显得胆小怕事，担心被牵连，对此我并不责怪。我理解并宽恕了他。然而，每次重逢，我们之间总是略显尴尬。或许他也感到不自在，他此次前来探望，也算是一种同情，我应该对他表示感谢，但我们都没有真正敞开心扉。交谈甚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之后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便劝我找些事情做，赚些钱，以养好身体。他还说，若我愿意，他可以代为向王世杰求助，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任职，因此我婉拒了他的好意。”
丁玲延安合影
但事实是否真如丁玲所描绘的那般？丁玲对沈从文的看法，既源自她的直观感受，也源自他人的描述。这种情形是否确实如此呢？
否。
在先前的丁玲回忆录中，我们了解到，在丁玲被捕而真相尚未公之于众之际，沈从文便执笔撰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加入了营救的行列。1994年12月，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由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其中收录了沈从文于1933年致胡适的一封长篇书信，信中正是恳请胡适出手营救丁玲。
自丁玲在南京被囚禁之际，她便对沈从文有了“胆小怕事”、惧怕牵连的印象。这位曾共度难关的老友，在政治立场与个性上，她都有着深刻的理解。纵然在胡也频、丁玲相继被捕后，沈从文曾倾力营救，并在生活上给予了实际援助，丁玲却始终认为他并非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的战友，亦非心中所期望的朋友。她对沈从文在政治和性格上的脆弱之处颇感不屑，甚至带有轻蔑。她深感两人之间已在心灵深处埋下了隔阂。随着时光的流逝，丁玲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沈从文却依旧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阵营中徘徊，两人之间的距离也愈发遥远。
1955年，丁玲见周恩来。
解放全境之后，丁玲自解放区迁至北京，彼时她已成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与领军人物。与此同时，沈从文却陷入思想的迷惘与情感的煎熬之中，内心动荡不安，精神几近崩溃边缘。二人的社会地位与情感距离颇远。在无路可走之际，听闻丁玲住所邻近，沈从文遂前往拜访这位久违的老友。
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在《团聚》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们重逢的经过。他如此描述道：
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又有谁能帮他把心中的结打开？我们心中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她深植于长辈们的记忆之中，也烙印在我们兄弟间的感受里，她是那样地亲近，似乎没有什么难题是她无法协助解决的，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向她倾诉，她是了解父亲最深的知己，能给予他指引。父亲对她深信不疑，也在期待着与这位老友的重逢。
终于得到丁玲口信，竟这么近！
父亲紧握着我的手，一路上未曾言语。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与期待。不久，我们来到了北池子的一扇铁门前，身穿棉军装的门岗热情地指引着二楼的方向。那间温暖宜人的房间内，阳光洒落，我瞧见了父亲那因喜悦而略显病态的灿烂笑容……
归途漫漫，我心中萦绕着一份困惑。时隔十二年，与旧友重逢，却与我想象中的情形相去甚远，仿佛只是被一位尊敬的长者以礼相待。难道父母亲们口中的美好回忆，只是孩提时的天真幻想？那间温馨的大房子里弥漫的冷漠气息，如同烙印般深刻，永远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百年国士》第四卷，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94年出版）
根据沈虎雏的记载，解放后沈从文与丁玲的首次相聚确有其事。自离别12年后重逢，丁玲对身患疾病的沈从文显得异常冷淡。这或许与她曾阅读过郭沫若等人的批评文章，将沈从文视为过于粉饰的作家有关。无论如何，两位身份和心情都迥异的昔日好友之间已筑起一道鸿沟，昔日友谊不再。这次相会无疑对沈从文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此次会面。如今，一切已付东流，沈从文感到了绝望，这也成为了他后来自杀未遂的导火索。
尽管沈从文心灵备受折磨，渴望挣脱命运的束缚，但他并未彻底陷入绝望。革命大学的求学经历结束后，1950年8月，沈从文再次向丁玲寄去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信中字数超过三千，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
一、解放之后，他的内心深处被“生存的全面失败感”所笼罩，他深感“一切均已终结”，“只觉家庭破碎，生存失去意义”。他亟需一丝支持，方能阻止内心的崩溃。
二、经过深入学习与自我反思，我深刻认识到，个人若因笔耕不辍而远离群体，生活亦随之孤立，进而沉溺于个人幻想，一旦涉足公共事务，便常陷入错误认知，近乎病态，亦不健康；而若陷入私欲，则可能招致疯狂与耻辱的后果。
三、他恳请丁玲代为传达，期望能够得到安排，投身于工艺美术的研究工作，“以期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为我国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传承贡献毕生之力”。
沈从文在经历了一段政治学习之后，心中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之火。他将自己的愿望告知了一位老友，并恳请丁玲能向相关部门表达他对于工作的诉求。当时，身为宣传部文艺处长的丁玲，具备着协助这位老友的能力。不久之后，沈从文果然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得以进入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工作机会是否得益于丁玲的推荐。但他在致信丁玲不久后便顺利实现了愿望，这似乎并非偶然。
值得关注的是，在沈从文致丁玲信件不久的1950年11月，丁玲撰写了题为《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的长篇作品。在这篇文章中，她不止一次地提及沈从文，赞誉他为“困顿时期结识的挚友”，并提到在他之后，他给予了胡也频诸多真挚的帮助。由此可推断，在此阶段，他们之间的友谊依然深厚。同时，这也或许暗示了沈从文投身历史博物馆从事工艺美术工作的背后，与丁玲的关联不容忽视。
1952年8月18日，沈从文再度致信丁玲，恳请丁玲能将他的文稿推荐至报刊发表，并借此机会向她借款一百元。至于这封信最终的命运如何，却无从得知，因为至今未见有关其结果的任何确切记录。
自1955年起，丁玲的命运急转直下，而沈从文则专注于他的古代服饰研究，潜心其中。自此，二人似乎便鲜有交集。
在这二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我国社会经历了诸多巨变，知识分子的境遇亦起伏跌宕。丁玲直至1979年方才彻底洗清冤屈，重返北京；而沈从文则一直兢兢业业地在历史博物馆岗位上默默耕耘，过着虽单调、清贫却颇为稳定的生活。直至1979年，他犹如尘封千年的瑰宝，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然而，正当两位老友历经数十载风雨，步入晚年生活渐显和煦之际，却意外地滋生出更深的嫌隙，且此番隔阂终未化解，二人亦相继离世。
那是在1979年，两人均刚告别了充满波折的往昔，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正是在这个时刻，丁玲初次邂逅了沈从文多年前所著的《记丁玲》。
晚年丁玲
1979年秋季，我国著名汉学家、著作《丁玲论》的中岛碧女士在拜访丁玲之际，携带着两部作品——《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均系香港版。此乃丁玲首次目睹此书。当沈从文的《记丁玲》连载并付梓时，丁玲已远赴延安，未曾有机会一窥其内容。然而，当她如今翻阅此书，不禁心生愤怒。
沈从文的《记丁玲》于1934年问世，彼时丁玲正被软禁于南京的特务机构。至1939年9月，《记丁玲续集》由上海良友复兴公司出版之际，丁玲已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因此，丁玲声称直至1979年方得窥见这两部作品，亦非不可能之事。
在《诗刊》1980年3月号的出版物中，我们得以窥见丁玲对沈从文所著《记丁玲》及其续篇的见解。在她的《也频与革命》一文中，丁玲直言不讳地将《记丁玲》贬为“一部构思粗疏的‘小说’”，并指责沈从文对革命缺乏理解和情感，“歪曲了革命者的形象，并对其进行嘲讽”。至1985年6月25日，丁玲在致上海石化总厂子弟学校教师姚明强的信中，再度表达了她的看法。
……我心中充满愤怒。这份愤怒持续已久，因为他误以为我已离世，在他撰写《记丁玲》时散布了关于我死亡的谣言。该书中的每一处谬论，我都曾逐一驳斥。然而，转而思之，我个人的名誉所受的污蔑，有甚于沈从文的。若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著作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不过，该书的确产生了影响，成为了研究我个人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并被普遍视为极具参考价值。在撰写《也频与革命》时，我曾明确指出这是一部不堪入目的作品。我想，对此已经足够表达了。
关于丁玲对沈从文的《记丁玲》和续集的反应，我们可以从《诗刊》1980年3月号发表的丁玲的《也频与革命》一文中获知。文章中，丁玲把沈从文的《记丁玲》称之为“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她斥责沈从文“对革命无知、无情”，“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1985年6月25日，丁玲在写给上海石化总厂子弟学校教师姚明强的信中说：
……我生气。一直生气，他以为我死了，他在写《记丁玲》时，谣传我已死。这本书我曾逐条批驳，但转念我个人所受的诬蔑，有比沈从文更甚者，如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这本书就不值什么了。只是它有影响，成为研究我个人的第一本资料，还当着是非常可靠的，我在写《也频与革命》中曾说过这是一本很坏的小说。我想也够了。去年，我在厦门读过一篇对这本书的批判性论文，我也建议不宜公开发表。因为我认为，作者也曾经遭受了不少冤屈。如今他已年迈多病，理当宽容一些……（许正雄，《丁玲与沈从文的纠葛与纷争》，《炎黄春秋》杂志，1995年第4期）
许正雄的文章中还披露了丁玲在《记丁玲》书上所写的眉批。他说：“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丁玲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上所写的眉批、旁注等多达127条。文章的作者把丁玲的127条批语的内容归纳为四类，这四类是：
一、丁玲指出，《记丁玲》及其续篇违背了传记创作应遵循的真实性原则，其中诸多内容纯属虚构与臆测，某些情节的夸大程度甚至超越了小说创作的范畴。
二、丁玲指出，沈从文基于其低俗的趣味，将她刻画成一位渴望“肉体与情欲”的女性，其形象与湘西的土娼别无二致。同时，他将她与胡也频的结合描述为单纯的肉体关系，且在描绘她的私生活时，不自觉地为其披上了一层浪漫的粉红色面纱。
此类描绘，为某些人炮制有关丁玲的桃色甚至负面传闻提供了所谓的“依据”。丁玲，长期遭受此类新闻的侵扰，对此深感愤慨与厌恶。
三、丁玲曾指出，沈从文笔下的胡也频形象显得极不真实。一位才华横溢的革命作家，在他笔下竟被塑造成既缺乏文学天赋又缺少政治见解的平庸之辈。
四、丁玲指出，沈从文在其著作中，将方兴未艾的左翼文艺运动贬为“陈旧的议题”以及“文学上的寒冰”，甚至断定这一运动“毫无希望”，认为它“已步入暮年”。这种观点，与沈从文曾宣称的“既不轻视左倾，亦不轻视右翼”的立场相去甚远。
晚年沈从文
沈从文如何看待这些？
1980年7月2日，沈从文给他的老友徐迟写了一封长信，谈的就是他对丁玲《也频与革命》那篇文章的看法。看来，他们之间的积怨已经较深了。这封信是沈从文逝世半年后，徐迟向外人披露的。沈从文的信是这样写的：
……听人说，我的作品近于抒情诗，用法文译较易传神。这多属于“正面”的。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料，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一刀”，其犀利令人畏惧！初看之下，其用心似乎深沉，措辞险恶。然而稍加分析，却令人捧腹，尤其是当她被问及文章用意时，她支支吾吾，答非所问，无法正面回应。她二十年来所受的委屈，难道她不清楚来源吗？她敢怒不敢言，自有难言之隐，却将怒气发泄在我身上，可见其机智非凡。关键是我既无权无势，又深知我的性格，绝不会与她争执是非。她自以为这一招堪称“智谋超群”，实则，三十年代尚有许多相识之人健在。纵然昔日我对您不甚熟悉，甚至曾遭您斥责，然而，从近三十年的种种印象中，不难领会此篇文章的深远用意。我与他们夫妇间的友谊已颇深厚，在他们的困境中，我尽力提供了所能给予的帮助。然而，在她那得意洋洋的岁月里，她从未曾向我寻求过任何官职或职位。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为了重夺她的“天下第一”之位，她竟然想出了如此独特的办法，那就是利用我们之间的老友情来“祭旗开刀”，似乎她以为这样一来，我便真的变成了一个“市侩”，从而再也没有人敢提出任何异议……（同上）
丁玲与沈从文之间的积怨，使得他们彼此疏远，如同路人。即便在双方相继离世之后，这份隔阂也未曾得到弥合。
